二、对经济增长的负效应分析

　　在改革开放初期，虽说政府管制的银行主导型融资制度保证了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工业化的实现，但政府管制的银行主导型融资制度“毕竟不是市场竞争制度所内生的制度，它的形成是企业与银行在融资活动中长期互动的结果”。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各项经济改革措施相继实行，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各种利益上的冲突。在这种经济背景下，继续实行这种政府管制下的银行主导型融资制度，势必会造成许多不良后果。例如：2002年底以来出现的地方政府为追求政绩而进行的“政府投资行为”、固定资产投资特别是房地产开发投资持续高增长的利益驱动行为和商业银行为降低不良资产比例而过度放贷的短期行为等现象。这使得国内学术界对我国现行的融资制度进行重新反思，纷纷提出了改革的思路与对策。
　　从政府管制下的银行主导型融资制度本身看，存在“政府——银行——企业”一体化的关系。一方面是我国的银行与大型企业集团普遍享受政府的隐性担保，无论是银行还是企业都存在某种程度上的不对自身行为负全责，企业一旦出现经营困难，政府会同银行一起为企业提供融资；另一方面是政府干预银行的经营决策问题，使得金融机构失去监督贷款有效运作的能力和动力。从而给经济增长造成一系列的负面效应：
　　
　　一是向扶持企业提供优惠贷款，降低了资金的配置效率。
　　政府不但影响信贷的产业流向和信贷规模，而且控制了信贷资金的价格(贷款利率)、贷款期限结构和种类。但政府作为贷款发放的决策者，又不可能拥有充分信息对每一笔贷款进行审查和监督，信息和决策的不对称使得贷款蕴含巨大风险。结果是市场机制扭曲，银行信用关系扭曲，资金得不到合理配置，不能将有限的资源高效率分配出去，反而将巨额的信贷资金给政府用于扶持的重点产业。政府不仅滥用了国民储蓄，而且提供了企业效率低下的保护伞，这直接导致了资金配置的边际效率递减。

　　二是政府隐性担保造成银行与企业过于紧密的耦合关系。
　　政府监控的关系型融资制度下的耦合过于紧密的银企关系，产生了裙带关系，导致了金融体制的脆弱性和低效率。长期以来，我国政府利用优惠贷款或政府信贷支持战略性产业或出口行业。产业的支持政策使我国商业银行付出了高昂的成本。“政府干预的直接成本是政府直接信贷的补贴利息。其间接成本体现银行系统不良贷款积累和运转困难。”

　　三是关系型融资制度容易造成融资过度。信贷质量低下。
　　在政府保护下的银行和企业所体现的经济关系，不仅因预算软约束，而且缺乏监督和归还压力。造成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私营企业借款人，对于银行这种宽松条件的贷款总是存在一种“需求饥渴”症状，这必然产生信贷扩张。即使企业经营困难，但由于企业规模庞大在经济中的影响作用力强，政府出于种种考虑也难以让其破产，反而要设法去解救，同银行一起继续为这些企业提供资金，造成企业盲目扩张生产。其结果导致企业低效率、亏损增加和银行产生大量的不良资产。尽管近几年监管当局方面采取了降低不良资产的措施，但收效甚微，尤其是四大国有独资银行情况更为突出。截止2002年底，四大国有独资银行的不良资产总和仍占总资产的25．4％。
　　在这种融资制度下，尽管信贷质量低下，但银行出于对利润的追求和贷款刚性的考虑，会被迫去救助财务困难或应该清盘的企业，一般不会让企业破产。唯一的办法是让企业债务不断地“滚动”下去。这样，一旦出现特殊情况，或者由于突发性恐慌，企业财务危机会引起连锁反应，最终引发金融危机。考察我国当前经济增长的现实，单从2003年8月上旬央行公布的《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看，似乎我国的货币供应量增长率是比较高的，但若考虑去年以来我国股票市场持续低迷、股市对储蓄分流的降低、人民币升值预期、进出口增加和利用外资增加等因素的影响，以及贷款增长的结构主要集中在短期流动资金贷款、住房和汽车等长期贷款的因素，表明在贷款快速增长的结构上的确隐含着一定的金融风险，甚至有的部门、有的行业或有的地区已经出现了局部的经济“过热”苗头，但总体上可以判断我国宏观经济上并未出现“过热”。理由是：自2002年下半年以来出现了新情况，即贷款增长速度大大超过经济增长速度，两者差额由2002年第二季度的4．2％上升为2003年第二季度的14．7％。这说明当前经济增长速度并没有充分反映出贷款大幅推动作用。究其原因主要是当前我国的经济增长整体上呈现一种粗放式特征，即经济增长主要依靠信资金投入的增加来拉动，而综合要素增长率的贡献十分有限，整体不到三分之一，资金生产率一直偏低。所以，笔者认为当务之急，在宏观上，应当继续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更强调“预调”和“微调”；在微观上，必须进行现行的融资制度创新，继续朝市场化方向改革，改变我国的信贷资金增长格局与经济增长格局非相称的局面，将信贷资金导向社会边际生产率高的部门中去，努力缩小潜在经济增长与现实经济增长的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