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斯认为，市场组织生产的市场交易成本产生的原因在于信息不对称。市场交易成本产生于以下活动:一是搜寻有关商品的价格、质量信息和潜在买者或卖者行为方面信息所花费的成本。二是签订合同的成本以及在对方违约后寻求法律救济索求赔偿的成本。这些活动的成本就构成了交易成本，这些活动成本的高低就决定了交易成本的高低。企业契约理论的重要代表人物威廉姆森对企业成长边界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认为市场体制和企业体制都存在两种费用，即生产费用和组织管理费用。生产费用是指生产单位从技术和产量的方面采用市场或企业体制的方法实现联系所形成的费用，组织管理费用是指生产单位从组织管理方面考虑采用市场或企业体制的方法实现联系所形成的费用。市场机制在成本控制方面占有优势，如市场可以产生高能刺激，它比内部组织更能有效地限制“官僚失灵”现象，市场可以加和需求从而实现规模经济;而企业拥有多种可供选择的治理手段，有助于克服有限理性、机会主义以及市场上的不确定性，还有利于消除信息压缩的现象。

　　威廉姆森认为资产的专用性是市场体制与企业体制选择的最重要影响因素。对于组织管理费用，当资产的专用性低时，交易伙伴所需要交流的信息比较少，不确定程度低，交易对契约的完备性和控制强度要求低，市场的组织管理费用就比较低。而随着资产专用性的增加，交易对契约的完备性和控制强度要求越来越高，交易成本就会变的高昂起来并达到企业体制下的组织管理成本，如果资产专用性继续增加，企业体制的组织管理成本将低于市场体制的组织管理成本。对于生产成本，当资产专用性越低，通过市场加总需求获得的规模效益就越高，企业体制下的生产成本就会显著的高于市场体制下的生产成本;资产专用性越高，这种规模效益就越低，市场体制相对于企业体制的生产成本优势就越小:在专用性为无限大时，这种规模效益就会消失，两种体制的生产成本趋于一致。

　　资产的专用性是从业务自身特性出发来考虑两种体制下的成本差别的，反映了采用市场体制也就是外包的业务本身的内在可能性。实际上采用市场体制是否能使总成本下降还要考虑外在条件，也就是该业务的市场化发展阶段。它不仅对于生产成本有重要影响，而且对于市场体制下的组织管理成本也有很大的影响。虽然这种业务的资产专用性很低，但是如果该业务处于市场化早期，那么提供该业务的企业就会比较少，对于生产成本而言，通过市场加总需求获得的规模效益就很低，市场体制相对于企业体制的生产成本优势就很小。对于组织管理成本而言，会导致供应商的搜索成本高，信息不对称的现象往往会很严重，成交价格不确定，交易双方往往投入很大的精力来讨价还价，致使讨价还价的成本高。业务交易的规范化程度较低，为了减少事后的机会主义行为，人们在交易时对契约的完备性和控制强度要求高，致使谈判和契约签订后执行的成本高昂，甚至于能够提供合适的业务的企业根本就不存在，市场体制也就只能停留在讨论中而无法实现，企业体制成为唯一的选择。而在该业务的市场化发展到成熟阶段后，提供该业务的众多企业往往会展开激烈的竞争，市场行为成熟规范，信息不对称的情况得到缓解，能够使交易成本得到显著的下降。

　　对于市场体制和企业体制选择的这两个主要的影响因素，我们认为可以采用一个指标来反映，那就是业务市场化程度，也就是说业务市场化程度可以反映出市场体制与企业体制下的成本高低情况。以业务市场化程度作为这两个影响因素的衡量指标是基于以下考虑:

　　（1）业务市场化程度是影响市场体制总费用的直接原因。业务市场化程度越高，一方面市场体制的组织管理费用就会下降，另一方面，通过市场加总需求获得的规模效益就越高，使得市场体制下的生产费用降低。

　　（2）业务市场化程度的高低反映了资本专用性的高低。在市场化充分发展的条件下，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业务市场化程度的高低直接受制于资产专用性。资产专用性越低，采用市场体制的需求就越大，而在市场充分发展的条件下，必然供给也越大。需求和供给的增加自然使业务市场化程度增加。

　　（3）业务市场化程度的高低反映了业务市场化发展阶段的高低。很显然，在一定的资产专用性条件下，业务市场化程度的高低直接受制于业务市场化发展阶段，发展阶段越高业务市场化程度越高，越接近在该资产专用性条件下市场化程度的极限值。

　　（4）业务市场化程度在受资产专用性约束的同时，还推动着资产向通用化发展。业务市场化程度越高，投入于该业务市场的人、财、物资源越多，这种资源会推动该业务的知识和技术的进步，知识和技术的进步必然能够进一步降低资产的专用性。

　　所以以交易成本理论来衡量是否外包实际上也就是要求我们要判断业务市场化程度，业务市场化程度低的业务在谈判和交易的过程中往往存在着高昂的交易成本，这不仅增加了货主企业的成本，而且这种交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