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性问题的产生。这种影响不一定表现为当时的论者在表面上征用了多少儒家话语，而是看他的思维方法、思想进路、方案设计与儒家哲学思维方式的深层关系，并且，一定要注意的是这种关联，也不应因当时的思考者可能有意避免使用儒家话语甚至声明反对儒家思想而被忽略。
　　
　　三、“国民性”论题与儒家政治哲学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一篇《大学》，道出了儒家政治哲学的精义。
　　要“治平天下”，必从“修身”入手，定治国之大本，本乱则国不治。修身重在格物致知、正心诚意，而这里的“知”，更多的是天人之理，社会伦常，是儒家的“礼”，而非我们今天所说的科学知识。先修己身，而后齐家、治国、平天下。治平天下的方法也非经济、法制，而是“明明德”，是道德、文化的教化。这是就是儒家的政治哲学，由“修身”而至“天下平”。
　　儒家思想首先是政治哲学。儒者所面对的是礼崩乐坏、天下失序的社会状态，其责任是秩序重建，其目的是重回西周盛世，其理想是“天下大同”。通达儒家“理想国”的途径是由“修身”为始，至“平天下”而终；其方法“明德”、“新民”。儒家的政治哲学显然是遵照“个人”而“国家”的路径，试图建立以个人德行为基础的君子之国。其治理策略是以“道德教化”和“新民”为旨，其本质是建立在“新民”基础上的“国民性改造”理论。人性是这一国家理想的基础，决定了“修身”理论是否可能。在儒家理论中，不论人性是孟子所说的“善”还是荀子所说的“恶”，通过学习、教化，或张其“本心”或“改恶迁善”都可成君子之德，为贤为圣，所谓“涂之人可以为禹”，所以“修身”的可行性是没有疑问的。“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而人为“君子”；“学而优则仕”，而官为“君子”；“天子以至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而王为“君子”。于是民为良民，官为贤臣，王为圣君，天下熙熙。
　　还要注意，在儒家的“理想国”中，人与人之间的联结不是利益的，而是情感的、伦理的联结。儒家把“孝”规定为人性的基础和区别于动物的本质，视为人之为人的天然“自性”，进而由“父慈子孝”推演出“君明臣忠”，“官仁民敬”，并把父母子女之间的“慈”、“孝”，泛化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社会法则，把兄弟之间的情谊“悌”泛化为“四海之内皆兄弟”的人世友爱。“百行孝当先”，“孝”不但是人性之基础、伦理之基础更是国家之基础。可见，儒家政治哲学中的“国家”是以“人性”为始基，以“修齐治平”为路径，以“亲情”为纽带建立起来的“家国同构”的伦理实体。国家秩序由修身成德，具有仁义礼智“四端”和忠孝礼义信悌廉耻品格的民、官、君来共同维系。
　　这种以人性为基、修身为术、教化为法、伦常为纲的立国方案，中国职称论文发表写作网，必然重人性改造、道德教育，伦常建设。而一旦国家与社会秩序失范，自然由重修人性、重整伦常人手，以道德批判、精神导引、文化批评、教育振兴为法来力挽危局。所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是士人的最高理想，是“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文苑的深深感叹。
　　但是，纲常立国的背后依然是利益法则。国家，本质上是利益的生产、交换、分配机制。在阶级社会里表现为阶级利益维护与冲突。事实上，任何一种社会制度都与社会利益的生产与分配密切相关。
　　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社会财富有限。由于农业文明这种生产方式无法使社会财富迅速增加，是典型的低生产、高需求的经济形态，所以有限社会利益的合理分配是社会的首要问题。社会失范，多由利益分配失衡造成，要重建社会秩序，就要重设合理的社会生产和分配格局。儒家哲学，一方面提倡生产，认为这是“王道”之始：“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湾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另一方面更重视财富的分配，因为“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儒家不言利，如孟子所说“工何必日利?亦有仁义而已矣”。但儒家的“义”正是对“利”的约束，所以言“义”，本质上还是说“利”，只是不是以“利”来鼓动社会，而是否定“利”以压制社会的利益欲求，代之以“道…‘德…‘义”，以伦理法度为先，建立伦理秩序的价值优先性，再以此来建立整个的社会秩序，进而以“义”为法则进行利益分配。这和法家哲学讲究“刑”(罚)“德”(赏)“二柄”和今天的宪政哲学大异其趣。同时，为广播这种思想与维系这种秩序，教化必不可少，“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推而广之，“明明德于天下”也是治国、威远的基本策略，“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远人不服”，不是大动干戈，而是“修文德以来之”。儒家重教育，孔子为教育家绝非偶然。
　　文明只有在稳定的社会秩序中才能维系，秩序是国家的第一要义，所谓“争则乱，乱则离”。儒家构想的以“义”制“利”的社会生产、分配法则，以“立人”(修身)为基础的“立国”方案则是这种秩序的保证，同时也是皇权的理论基础。反过来这种伦理秩序，也需要王权作为最高权威予以支撑。传统社会在理论上由儒家学说论证，在经济上有农业文明支撑，在政治上与帝王专制互为表里，故而得以维系两千年不溃。
　　儒家政治哲学在两千年的传承、阐释、重塑中深深融入了中国文化，由“人”而“国”的立国思维模式成为中国人政治思维习惯，也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当我们遇到家、国难题时，会不自觉地沿着这一古老的思维路径达到“新民”的解决方案。这就是“国民性”改造及以此为基点的教育改造和文化革新。
　　
　　四、“国家想象”中的“国民性”误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