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组织方式的生产相较，有着无法比拟的优势，国力强弱不言而喻。而资本主义政体，或立宪或共和正是这一生产方式和经济形式的产物。马克思说得好：“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社会。更重要的是，现代国家的组织不是依照伦理法则，而是遵从利益原则。从外观看，见到的是宪政政体，而宪政政治本身，却是社会利益协调的工具。社会的生产方式、利益关系是这种政体的内在支撑。这才是中国近代的立宪政治不能成功的原因：中国近代没有英法的社会利益结构，也没有日本政治上层变革求强的决心。
　　从长远来看，任何没有切实利益格局支撑的社会法则终会变异乃至解体。因为一切制度，从根本上说，无非是利益原则，是利益生产、交换、分配法则的外现。中国的儒家政治法则，本质上也是一套利益法则，不过是一套与农业文明、王权政治相适应的，以伦理法则为先，又先利后的社会利益生产、分配制度。
　　中国的贫弱，不在于“同民性”。国民性情、思维、品格究其根本决定于文明形态，虽然也受遗传、地域、气候等的影响。从文化改造和精神启蒙人手，未必能改变国民秉性。启蒙者的血，都未能震动平民的心，更不可能存在所谓的“握拨一弹，心弦立应”式的心灵感应。生活首先是俗常的，是物质的，也就是利益的，尤其是在中国大多数国民求温饱尚不得的时代。
　　近现代“国民性”改造的思路，虽然目标是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但其路线，却是与农业文明相配适的传统的伦理国家的设计。儒家政治哲学的思维方式深刻地影响、误导着人们应对危局的思考，“国民性”论题的产生与“国民性改造”方案的提出，正是儒家政治哲学的光影返照。虽然社会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了对“国民性”问题的思考和“国民性改造”的运动之中，然而实则是建立在对“现代国家”和“现实民生”的双重误解之上的：国家——即便传统的中国式伦理国家——本质上是利益结合体，而不是道德、情感的结合体；民生问题，首先是物质问题而不是道德、精神问题。道德更新、精神启蒙，无法真正通向现代强国的建立。国家、民生的现实性、物质性、利益性决定了“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和“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的理想，只是一种文人的浪漫，也表明儒家政治哲学的伦理、精神表象对知识者的误导。“国民性”论者所期望的结果与其所设计的路线无疑南辕北辙。发达国家的国民性特征，与其说是秉性的不同，不如说是不同文明形态下思维、行为、情感习惯的不同。希望通过“国民性改造”的路径通达国族复兴的设计，引发得更多的是对国民的道德期望和道德苛责，是文人的道德自许和精神自恋，却未必能通向国家富强和民族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