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明末西方逻辑的输入是中西文化第一次碰撞的产物。西方传教士在传播宗教的过程中也把西方的逻辑学介绍到中国。对于传教士来说,译介西方逻辑是为传播宗教服务的。而具有科学思想的中国士大夫显然有别于传教士,如果说徐光启翻译西方的演绎逻辑是翻译西方科学的副产品的话;那么李之藻翻译《名理探》则是为了矫正明末空疏的学风。
关键词:传教士;西学;逻辑;输入
晚明时代,生产技术与自然科学有了较大的发展,与其相适应的新的生产关系已经在东南沿海一带稀疏萌芽。反映在社会历史领域,商品经济初现端倪,市民意识开始觉醒;在思想文化领域,一些思想家、科学家逐渐跳出王学末流与佛教末流的空疏学风,转而主张并注重“实学”“实行”的经世思潮。而在世界范围内,航海技术的发展以及地理大发现,全球范围的经济、文化交往成为可能,西方的冒险家开始踏上东方这片童话般的乐土,紧随其后的是传教士,他们要把心中的“天学”播种到“智慧之源”的中国。于是,东西两大古老的文明系统第一次发生剧烈的碰撞。随着基督教的东进,西方的逻辑学也挺进中国这块古老的文化土壤。徐光启发端于前,翻译《几何原本》,第一次把一种全新的演绎方法介绍给中国知识界;李之藻紧承其后,穷数年之精力,与西方传教士傅泛际合作,把反映亚里士多德逻辑思想的《名理探》翻译成中文,这是中国第一部较为系统介绍西方逻辑的学术著作。
一、徐光启与《几何原本》的翻译
徐光启,字子先,号玄扈,明嘉靖四十一年(公元1562年)生于南直隶松江府上海县(今上海市)。当时的上海县,是手工业较为发达,商品经济相当繁荣的地区。受社会经济环境的熏陶,徐光启的父母明显具有市民思想意识,这对徐光启的思想有着很大影响。然而,封建科举制度犹如一张无形的巨网,年轻的徐光启依然走着一条读书求仕的道路。明万历九年,十九岁的徐光启中秀才,可是,其后的举人、进士之途却耗费了他二十三年的时光,直到万历三十二年(1614年),他才列名进士之中。艰难的求仕路途,并没有使他变成一个像范进一样贪恋科举功名的书呆子,反而使徐光启大脑中本已潜藏的经世思想凸现出来。据《农政全书·张溥原序》记载:“公初筮仕入馆职,即身任天下,讲求治道,博极群书,要诸体用。诗赋书法,素所善也,既谓雕虫不足学,悉屏不为,专以神明治历律兵农,穷天人旨趣。”
明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徐光启受聘赴广东韶州任教。在那里,他曾见到意大利籍传教士郭居静(原名Lazarus cattaneo,公元1594年来华),这是徐光启第一次与西方传教士接触。1601年,他又在南京结识了意大利籍传教士利玛窦,并在1603年由罗如望(原名Joɑo de Rocha,葡萄牙人,1594年来华)主持受洗加入基督教会。与传教士接触,使徐光启眼界大开,他加入教会,主要的动因就是受西方科学技术的吸引。他在《泰西水法序》中说:“泰西诸君子,以茂德上才,利宾于国。其始至也,人人共叹异之;及骤与之言,久与之处,无不意消而中悦服者,其实心、实行、实学,诚信于士大夫也。”[i]明万历三十四年(公元1606年)秋 ,徐光启与传教士利玛窦合作翻译西方古代数学名著《几何原本》,第二年春译出前六卷并刊刻出版。这是西方数学著作首次被译为中文。《几何原本》是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总结前人的成果,于公元前三世纪编纂而成的。这部数学名著,以严密的逻辑推理形式,由公理、公设、定义出发,把古代的几何学知识总结整理成为一个相当完备的体系。
徐光启选择翻译《几何原本》绝非偶然,他是有着深厚科学素养的科学家,按照科学本身的规律挑选这部西方古代数学名著,“算术者工人之斧斤寻尺,历律两家旁及万事者,其所造宫室器用也。此事不能了彻,诸事未可易论。”[ii]他又说:“此书为益,能令学理者祛其浮气,练其精心,学事者资定其法,发其巧思,故举世无一人不当学。……能精此书者,无一事不可精;好学此书者,无一事不可学。”[iii]这是对《几何原本》的极高评价。他还说:“昔人云‘鸳鸯绣出从君看,不把金针度与人’。吾辈言几何之学,正与此异。因反其语曰:‘金针度去从君用,未把鸳鸯绣与人’。若此书者,又非止金针度与而已,直是教人开矿冶铁,抽线造针,又是教人植桑饲蚕,练丝染缕,直是等闲细事。然则何故不与绣出鸳鸯?……其要欲使人人真能自绣鸳鸯也。”[iv]在这里,徐光启生动形象地说出了翻译《几何原本》的目的。
与徐光启热衷于译介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不同,传教士们对西方科技的翻译是很有选择的。对于传教士们来说,“科学只不过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而已。他们的目的自然是利用西方科学的威力,来支持并抬高西方宗教的地位。这种新科学可能是正确的,但对于传教士们来说,重要的是它发源于基督教国家。这里有个暗含的逻辑,就是只有基督教才能够发展出这样的科学。因此,每一次正确的交食预报都被用来间接证明基督教神学是唯一的真理。”[v]利玛窦等传教士并非传播文化的使者,而是具有较高人文素养的虔诚的教徒,译介西方科技只不过是作为叩开中国大门的手段,传教才是其真正的使命。所以,当《几何原本》译好前六卷之后,“徐保禄(即徐光启)还要继续欧氏的其余部分,但利玛窦神父认为就适合他们的目的而言有这六卷就已经足够了”[vi]。再如,当徐光启再三要要求向熊三拔学习水利知识时,熊三拔“唯唯者久之,察其心神,殆无吝色也,而故有怍色也”[vii]
对于徐光启来说,译介西方科学技术的书籍决不仅仅只有《几何原本》,但是,就逻辑史的意义来说,《几何原本》的意义却非常重大。它虽然是数学著作,却以严密的逻辑推理形式,由公理、公设、定义出发,把古代的几何学知识整理为一个完备的体系。它所代表的逻辑推理方法,曾被许多学者看成是世界近代科学产生、发展必不可少的前提。也就是说,《几何原本》对于近代科学而言,其重要意义不仅是在数学方面,在逻辑史上也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徐光启在《刻几何原本序》中说:“《几何原本》者,度数之宗,所以穷方圆平直之情,尽规矩准绳之用也。”“既卒业而复之,由显入微,从疑得信,盖不用为用,众用所基,真可谓万象之形囿,百家之学海。”[viii]它从这些基本的公理、公设出发,再给出一系列井然有序的定理,这种严密的逻辑推理方法,中国古代是从未有过的。徐光启以“不用为用,众用所基”[ix]来说明它作为一门基础科学理论的本质。徐光启对《几何原本》极其推崇,指出“此书有四不必:不必疑、不必揣、不必试、不必改;有四不可得:欲脱之不可得,欲驳之不可得,欲减之不可得,欲前后更置之不可得。”所谓的“欲驳之不可得”,即说明了它的严密的逻辑性。徐光启还把《几何原本》的原理运用到实际研究中,他的《测量法义》等就是其产物。他在《题测量法义》中说:“法而系之仪也,自岁丁未始也,曷待乎?于时《几何原本》之六卷始卒业矣,至是而后能传其义也。”他还比较中西古代数学著作的区别,“是法也,与《周髀》、《九章》之勾股测量异乎?不异也。不异,何贵焉?亦贵其义也。”这里的“义”就是指《几何原本》的公理、公设及命题推演的严密逻辑体系。在他看来,我国古代数学缺乏这种逻辑推理系统,“第能言其法,不能言其义”。[x]
虽然徐光启对《几何原本》的逻辑推理方法有着相当深刻的认识,但是,由于它与中国古代数学思维方法相去甚远,很不容易为当时的人们所理解接受。它的方法意义在近代才得到重视。
二、《名理探》译介的文化背景
如果说徐光启译介西方演绎推理是译介西方科学的附产品的话,那么,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