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便于理解，《名理探》举例说明：“生觉为宗，人性为类，推理为殊，能笑为独，黑白为依。”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宗与类的关系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属概念与种概念之间的关系。宗是同一类事物的最大属性，而且是相对的，比如“生觉为人性之宗；人性为能笑之宗”。

“五公”又可分为两大类别，“宗”“类”“殊”为“本然之称”，“独”“依”为“依然之称”。“本然之称”反映事物的本质属性，例如，“能推理的”即反映人的本质属性；“依然之称”反映事物的非本质属性，例如，“能笑的”就不为人所独有。

“十伦”是指自立体、几何、互视、何似、施作、承受、体势、何居、暂久、得有，它基本上是根据亚里士多德的十范畴划分的。见下表

  英  文

李之藻译名

严复译名

今 译

 举  例

Ten Categories

十伦

十伦

十范畴

　

Substance

自立体

物、质

实体

人、马

Quantity

几何

数、量

数量

线、面、点、数

Relation

互视

伦、对 待、相 属

关系

两倍、大于

Quality

何似

德、品

性质

白的、热的

Activity

施作

感、施

主动

施手术、讲话

Passivity

承受

应、受

被动

接 受 手 术 、听 讲

State

体势

形、势、容

姿势

坐着、跑

Position

何居

位、方 所、界

地点

在 车 中、在 桥 上

Time

暂久

时、期、世

时间

昨 天 、未 来

Situation

得有

服、习、止

状态

穿了鞋 的、武装 的

关于“十伦”，还需作一些补充说明。其一，“自立体”又可分为“初体”和“次体”。“凡不能称底又不能在底，是之谓初体”，如某个人、那头牛。“次之自立体，乃是宗与类，是初者所属”[xxiv]，如人、牛。“次体”相当于“初体”的集合。其二，“几何”可分为“通合者”与“离析者”。“通合者”是指连续的数量，如线、面、立体、时间、地点。“离析者”指分离的数量，有数与语言两类。其三，“何似”有四类，即“习熟缘引”、“因性之能”、“动成动感”与“模也与相”。“ 习熟缘引”自习惯而生；“ 因性之能”是本有的能力，比如，竞走运动员的疾走；事物所具有的酸、甜、冷、热、红、白等性质是“ 动成动感”；“ 模也与相”指事物的形状。

四、《名理探》在中国逻辑史上的影响

《名理探》全书二十多万字，而在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中只有三万五千字，由此可见经院哲学家的烦琐与累赘。由于是为宗教神学服务的，全书具有明显的神学色彩。如在论及明悟推通作用时所：“夫天神者，不假推通，不必察末而后知本，不必视固然而后知其所以然，用一纯道，无所不明。人则不然，必须由所已明，推所未明。”在论及“恒之暂久”时说：“恒者复分二类：一因性者，一超性者。超性者分二：一是神圣之见天主与夫荣福之光所加以神圣之明悟，以俾其得见天主者，及善人死际、蒙被之宠爱，三者所以在之久也。此皆神圣所借以就于天主者，故云永就。”[xxv]而李之藻对当时西方的了解非常有限，不能采取“拿来主义”的方法作出选择与鉴别。《名理探》自1631年开始在中国印行，但是，由于中西思维方式的不同，它所提倡的演绎逻辑不太容易为中国人接受；也由于它语言“艰深邃奥”，普通中国读者很难看懂；也由于它所宣扬的神学在当时的中国缺少文化土壤，它在中国的命运显得有点冷寂，二百多年里很少有人问津。在严复翻译《穆勒名学》以后，它的价值才逐渐为人们了解和重视。

不管怎样，《名理探》毕竟是继玄奘翻译印度因明以后异域逻辑输入中国的又一次尝试，也是西方逻辑学第一次系统地输入中国，它使中国人对西方逻辑学有了部分了解。“没有李之藻翻译的《名理探》，中国学者就会推迟对西方逻辑学的接触和了解。”[xxvi]而且，它还创造了一些逻辑词汇，它的达辞方式对后来有着一定的影响。严复在翻译《穆勒名学》时就受了李之藻的就受了李之藻的启发，我在上面的表格中已作了比较。因此，《名理探》在中国逻辑史上还是有其贡献的。

〖注释〗

1、7、徐光启《泰西水法序》。徐宗泽编著《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第308页。中华书局1989年版。

2、徐光启：《同文算指序》。同上，第265页。

3、4、《〈几何原本〉杂议》，《徐光启集》第76页、第7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5、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四卷第673页。科学出版社1975年版。

6、《利玛窦中国札记》中译本第517－518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

8、9、《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第258页。

10、徐光启《勾股义序》。《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第273页。

11、李之藻译《寰有诠序》。《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第199页。

12、《浑盖通宪图说序》。《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第264页。

13、嵇文甫《晚明思想史》第144页、第145页。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

14、许胥臣：《西学凡引》。《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第293页。

15、《名理探》第3页，三联出版社1959年版。

16、李之藻：《天主实义重刻序》。《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第147页。

17、18、《名理探》第6页、第5页。

19、20、《名理探》第15页、第29页。

21、《名理探》第25页。

22、23、24、25、《名理探》第31页、第31页、第234页、第345页。

26、曹杰生：《略论<名理探>的翻译及其影响》。《中国逻辑史研究》第293页，中国社会科 学出版社1982年版。

The Import of Western Logic And Cultural Trends of The End of Ming Dynasty

Abstact: It was the result of Sino-western culture communication that the western logic transmitted into China during the end of Ming dynasty.The missionaries introduced the western logic into China when they were missionizing.They transmitted the western logic into China because of transmitting the religion .As to Mr. Xu Guangqi,it was byproduct of science to translate the deduction.As to Mr. Li Zhizao,it was to remedy style of study trsnslating Minglitan.

Key Word: Missionary /Western Learning/ Logic/ Impo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