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德国思想家马丁·海德格尔生前出版的著作中，有三本书以“道路”（Weg）立名：1950年的《林中路》（Holzwege）、1967年的《路标》（Wegmarken）以及1959年的《在通向语言的途中》（Unterwegs zur Sprache），现在分别被辑为《海德格尔全集》的第五、九、十二卷。学界公认这三“路”都很重要。笔者花了最近六、七年时间来翻译这三“路”，虽然艰苦，但感觉还是值得的。《林中路》和《在通向语言的途中》两书的中译本已经在前两年间相继出版，[2]而今《路标》的中译本即可见书，我想在这里说几句译者的话，一是简单地介绍一下《路标》书，二是就海德格尔毕生所探讨的“存在问题”来谈谈“哲学”的问题。
先谈《路标》书。《路标》是海德格尔晚年自编的一本文集，汇集了海氏自1919年至1961年近半个世纪间所做的一些重要文章，计有十四篇，按写作时间顺序编排而成。在《路标》一书中，我们可以比较全面地了解到海德格尔本人的“存在思想”之进程，以及他对于欧洲－西方“存在历史”的独特清理、批判。本书书名亦已向我们明示，它包含着海德格尔在对“存在问题”的不懈追问道路上的各个标记——“路标”。
在《路标》书中可以见到海德格尔不同时期的诸多名篇。按照通常的分期方法，其中前五篇属于前期海德格尔（三十年代前）的作品，如“现象学与神学”、“形而上学是什么？”、“论根据的本质”等文，是前期海德格尔哲学的名篇。后九篇则归于后期海德格尔，如“论真理的本质”（1930年）一文，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标志着海德格尔思想“转向”（Kehre）的开端：“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一篇，最明确地传达出后期海德格尔对于其前期哲学的自我反思和自我批判，以及他与以萨特尔为代表的现代“实存主义”（又译“存在主义”）哲学思潮的自觉划界，也被学界视为海德格尔思想“转向”达到完成的一个标志；而作于1955年的“面向存在问题”一文，对二十世纪后半叶的“后现代主义” 思潮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尤其是海德格尔在其中首创的“涂划法”（即在“存在”一词上打叉删除，而又以此保留“痕迹”），后为法国激进思想家雅各·德里达所继承和发扬，对后者的“消解论”思想起到了直接的启发作用。
在上列海德格尔三“路”中，以眼下这本《路标》最具“学术性”，因为比较而言，《路标》书中的文章在形式上（文风、论题等）更近于西方传统学术的讨论风格。从文风上看，《路标》中的文章还是哲学专业的，而其他两 “路”，特别是《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就差不多成了诗意十足的文学作品了。从论题上看，《路标》书讨论的几乎完全是哲学史专业的题目。我们从中可以看到海德格尔对西方哲学史上诸多哲学巨匠的讨论，或专题，或兼及，从古希腊哲学大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到德国近代哲学家莱布尼茨、康德和黑格尔，及至与海氏同时代的欧洲现代哲学家，如雅斯贝尔斯和萨特，等等。显然，海德格尔把这十四篇不同时期的文章汇集在一起，是有一个专题设计的意图的。
海德格尔在“前言”中亦已明言，《路标》一书意在让读者体察到一条“通向对思想之实事的规定的道路”。所谓“思想之实事”在海氏那里就是“存在” （Sein）。在《林中路》中，海德格尔也把他前期哲学的奠基之作《存在与时间》称为“路标”，实即因为海氏在《存在与时间》中重新提出和追问了“存在问题”，确立了他毕生思想的这个唯一主题。
作为一个理论课题，这个“存在”问题对我们东方人来说毕竟有些无稽，简直令人无从谈起。但它却是西方－欧洲哲学文化的一个根本问题。它决不是海德格尔或者无论哪个西方哲学家任意发明出来的，而是一个植根于西方思想和语言中的、与西方人的历史性的文化和生存休戚相关的问题。海德格尔甚至把西方的历史称为“存在历史”（Seinsgeschichte），实为“存在之发生史”，亦可见海德格尔所理解的“存在”首先还不只是一个理论课题而已。不过，在海德格尔看来，自希腊柏拉图时代以降的西方形而上学哲学对“存在”的纯粹理论的探讨，本身就是一种对“存在”之发生运作的“遮蔽”。以海德格尔的说法，形而上学的历史就是“存在之被遗忘状态的历史”。但必须看到，即便这样一个断言也并不是纯然否定性的，并不就意味着海德格尔对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全盘否定。海德格尔倒是在“存在”的“命运”（Geschick）或“天命发送” （Schickung）的意义上来理解“历史”（Geschichte），包括形而上学史的。也就是说，形而上学属于西方的历史性命运。
众所周知，在西方学术传统中，关于“存在”（希腊文的On，拉丁文的esse，德文的Sein，英文的Being）的学问，是所谓“存在学” （Ontologia）。在中文翻译上，我们现在至少有“万有论”、“本体论”、“存在论”、“是论”等译法。我个人倾向于把这个Ontologia译为 “存在学”。在我看来，广为流行的“本体论”一译比较难合Ontologia之本义，虽然我们可以通过解释把“本体”与“存在”牵连起来。译为“存在论” 本无大碍，因为Ontologia本来就是“存在学说”（Seinslehre），但这个译名在具体语境里也常常有一些小小的不畅快。例如，海德格尔喜欢把Onto-logie与Theo-logie并用，视两者为西方形而上学的基本要素，有时甚至干脆就把两者合写为Onto-Theo-Logie（“存在－神－逻辑学”），因此，如若我们把两者分别译为“存在之论”（“存在论”）与“神之学”（“神学”），感觉总是不太好——明明都是“学”（- logie）嘛！
此外还有“是论”一译。我想，持此译名的学者们大概是要突出强调Ontologia中的On与系词“是” （einai）的形式联系，也即Being 与to be的形式联系，从而强调Ontologia的特异性。这种用心固然是很可称道的。但问题恰恰就在于，即便在西文中，作为名词的On或者Being（“存在”）与系词einai或者to be（“是”）也并没有词面上的统一性，为什么我们中文中非得把两者统一起来呢？依我看，如若我们把名词On和系词einai一概译为“是”，多半会增加混乱，对于了解义理未必会有多少促进。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在现代汉语学术的基本译名中，我们这里译为“存在学”的西文名词 Ontologia，大概算得上最为混乱、最有争议、最难于统一的一个译名了。我敢说，还没有其他任何一个西文“学科专名”像“存在学”这样，在汉语学界受到如此持久的讨论、争议和解释，同时受到如此顽固的曲解和误解。这种情况是很值得我们深思一番的。它本身就已经表明，“存在学”这门“学”体现了西方－欧洲哲学文化的根本内核，一个与我们中国传统思想和表达格格不入的“硬核”。
“存在学”可以被看作“形而上学”的核心部分，也许后者的内涵更为广大一些，但在海德格尔那里则往往被等同起来使用。海德格尔甚至也在“存在学”的意义上使用“哲学”一词，从而也把“哲学”与“形而上学”等同起来了。海德格尔的理由似乎相当简单：“哲学”是希腊的，而“哲学”（“第一哲学”）研究的是“存在之为存在”，因而就可以与“存在学”、 “形而上学”划一。
在五十年代写的“这是什么——哲学？”[3]一文中，海德格尔直白地指出：无论是“哲学” （Philosophie）这个主题，还是“这是什么？”（Was ist das？）这样一种追问方式，两者都起源于希腊，也就是说，“哲学”、“存在学”或“形而上学”是“希腊的”，而且只是“希腊的”，是“希腊”所专有的。海德格尔的这个主张需要我们认真对待。若展开言之，这也就等于说：“哲学”、“存在学”或“形而上学”是西方－欧洲所特有的，而其他非欧洲的民族文化是没有“哲学”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