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气实体思想构成了戴震义理之学的价值源头和逻辑起点。戴震义理之学的思想宗旨决定了戴震必须把探索的视野由自然的层面转向社会的、政治的层面。戴震论“性”，是展示其进步伦理观和思想启蒙意义的重要方面，是戴震义理之学的核心内容。戴震从元气实体的本体论观点来规定人性，反对宋儒以所谓“天理”来“凑泊附著以为性”，把其人性理论建构在坚实的“血气心知”基础之上。戴震论“性”，已不单纯局限于“性”之自身，而是具有超越“性”自身的人类学或伦理学的含义。具体说就是，戴震论“性”，是其元气实体思想在整个社会政治、伦理领域的充分展开。本文将从戴震对“性”所做的价值规定及“性”所具有的自然性与社会性等特征方面做一总体分析和评价。

　

一．心性实体：以“血气心知”为存在基础

戴震反对宋儒把“性”分为“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认为“性”不是二分的，而是一元的，“血气心知”就是“性”的实体，即戴震所谓“血气心知，性之实体也”。[1]“性”不是空疏超然之“性”，而是建构在“血气心知”基础之上的“性”；“性”不是来自“虚”，而是来自“实”。戴震在《读孟子论性》、《读易系辞论性》以及在其“正人心之要”的著作《孟子字义疏证》中，都用大量篇幅多层次多角度地论述了有关人性的思想，提出了其系统的自然人性思想，深刻揭示了人性的自然本质和价值内涵，成为中国传统人性理论学说的集大成者。

人与人性问题是自远古以来人类社会不断追寻和探讨的人生问题之一。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对人与人性问题的探讨可以说是构成中国博大思想文化的核心内容和基石。戴震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最后一位思想大师，在其义理之学思想体系中，也必然十分重视对人与人性问题的研究和探讨。那么，戴震是如何看待“人”的呢？在戴震所处的时代，“康乾盛世”掩盖下的是封建制度日益走向解体，各种弊端日渐显露，封建体制下的“人”越来越成为一种异己的力量，尽管有明清之际涌起的一股人文主义、个性解放思潮，但这股思潮很快即成为空谷足音，成为一种历史的绝响。尤其是程朱理学的盛行与肆虐，对“人”的压制和摧残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作为“最为天下贵”、“万物之灵”的“人”，作为社会构成主体的“人”，在外在道德规范及封建礼教的束缚重压下，人的最起码的权利受到了严重的挑战。政治高压、文化专制及思想言论的禁锢，人的地位、价值、尊严被剥夺殆尽，“人”成为连禽兽不如的无生命的躯壳，以至于“以理杀人”而人却麻木不仁、毫不自觉；徽州地区成千上万的烈女烈妇、贞节牌坊[2]可以说是封建制度残害人性、理学“以理杀人”的最有代表性的铁证。或许戴震所目睹的这一切，促使了他在人及人性问题方面的觉醒，也促使他数十年来对人与人性问题的孜孜探求。戴震作为一位十分理性的思想家，作为一位关注人类自身命运的思想家，面对“人”的种种悲惨境况，具有异常清醒的认识。他在对“人”的历史状况及现存状况进行了深深的思考后，他吸收借鉴了历史上“以人为本”思想的精华，恢复了“人”在自然界和社会中的应有位置和价值，把被程朱扭曲了的“人”放在理性的天平上予以重新审视。戴震把“人”定位在大自然的产物这一层面上，他认为，“人”作为自然界的组成部分，与自然界一样，它的形成和产生都是来源于自然界阴阳五行的矛盾运动。对人的来源的问题上，戴震吸纳了以往思想家的一些进步观点，并把它纳入自己的自然人性论的理论框架中。但是，有一点必须指明，由于戴震思想前后变化很大，因此，戴震对人与万物的起源问题，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述，他曾把“气”、“阴阳五行”、 “天道”、“天地”、“太极”等表述为世界万物及人类存在的终极本原（详见第三章），戴震关于人与万物起源的说法，尽管侧重点不同，说法各异，但有一点是共同的一以贯之的，那就是他把人与万物产生的根源归结到了外在的“气”或“阴阳五行”，归结到了外在的自然界，这样，戴震就在人的起源问题上坚持了正确的观点，从而与程朱理学理一元论的观点严格划清了界限。

戴震对人的起源问题的阐释是与他在天道自然领域里主张的元气实体论与元气一元论的观点相吻合的。戴震虽然在当时已大量接触西方自然科学知识，并对中国传统的自然科学思想有深刻的领会和研究，但他对自然现象的理解以及对人的起源、本质等的解释仍没有摆脱直观朴素的特点，仍不能做出科学准确的解释。因为自然现象的复杂性远非用“气”或“阴阳五行”就可涵盖，人类生命之谜的揭示也远不像戴震所描述的那样简单、那样直观，可以说，人类自然生命的进化经历了一个从化学过程到生物进化阶段的演化过程。尽管戴震的解释与现代科学还十分遥远，但他毕竟从一个侧面把握了人类起源的一个方面，并且是最重要的方面，棗即人类是从自然界演化来的，自然界的矛盾运动变化是人的存在的基础。这就是戴震在他的时代对人的起源理论所能做的重要贡献。



戴震不但认为“气”或“阴阳五行”的运动变化是构成人与万物起源的终极原因，而且对构成人与万物起源终极原因的过程进行了描述。他认为，人与万物的起源是由于“气”或“阴阳五行”内部矛盾运动的结果，“在气化，分言之曰阴阳，又分之曰五行，又分之，则阴阳五行杂糅万变，是以及其流形，不特品类不同，而一类之中又复不同”。[3] 戴震还从“形以前”、“形以后”来分析说明人与万物的产生，他说：“气化之于品物，则形而上下之分也。形乃品物之谓，非气化之谓。”，“形谓已成形质，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形而上犹曰形以前，形而下犹曰形以后。”[4] 在戴震看来，“形以前”是指一种“未成形质”的状态；“形以后”是指一种“已成形质”的状态，戴震的这一提法，是他针对程朱的世界二分法棗即“形而上”、“形而下”而言的，是他对“气”或“阴阳五行” 内部矛盾运动所做的一种理性说明。戴震还认为，人与万物的产生来自于自然界的矛盾运动，但人与万物的产生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一个漫长演化的过程，这一过程有生有灭，它是“气”或“阴阳五行”聚散消长的结果。可以看出，戴震的这种认识明显受到了张载“气聚为万物，散为太虚”思想的影响。戴震认为，自然界的一切包括人类都处在不断产生、不断消亡之中，“散之还天地，萃之成人物。与天地通者生，与天地隔者死”。[5] 但戴震却不同意张载以“太虚”喻指自然界的观点，以为这种喻指与佛老思想很难划清界限。很显然，戴震在人的起源问题上是以“气本论”来反对程朱理学的“理本论”或陆王心学的“心本论”，以恢复“人”在自然、社会中的崇高地位为根本目的，因而不但具有符合人类认识特点的进步意义，而且具有高扬人的价值与尊严的思想启蒙的一般特征。

戴震还进一步认为，人与万物不但来源于自然界的矛盾运动，是产生事物千差万别的原因，而且还是人与万物产生智能差别的原因，他说：“凡分形气于父母，即为分于阴阳五行，人物以类滋生，皆气化之自然。”[6]“人之为人，舍气禀气质，将以何者谓之人哉？”[7] 戴震从人与物（除人之外一切有生命的物种）皆有“知觉”、“精爽”的角度来说明问题，他首先肯定人与物具有共性，这种共性表现在人与物之生都本之于阴阳五行，他说：“阴阳五行之运而不已，天地之气化也，人物之生生本乎是，由其分而有之不齐，是以成性各殊。知觉运动者，统乎生之全言之也，由其成性各殊，是以本之以生，见乎知觉运动也亦殊。”[8] 在戴震看来，人与物所共同具有的“知觉运动”，都是阴阳五行之气在运动变化过程中形成的，人与物都是自然界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戴震还列举了某些具体动物的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