觉与人的知觉的不同来说明这一现象。如他说：“禽兽知母而不知父，限于知觉也；然爱其生之者及爱其所生，与雌雄牝牡之相爱，同类之不相噬，习处之不相齿，进乎怀生畏死矣。”[9] 戴震虽承认人与物所共同具有的“知觉运动”都是阴阳五行之气在运动变化过程中形成的，但他又认为，人之所以区别于物就在于它们分于阴阳五行所形成的形质不同，这种不同造成了人与万物的本质差别。这种差别使得人与物的“知觉运动”有着本质的差异性。具体表现就在于：物不能认识自然法则，只是顺其自然本性发展而已；而人则能够按照自然法则办事，用戴震的语言表述就是：“夫人之异于物者，人能明乎于必然，百物之生各遂其自然也。”[10] 这是人与物的本质差别之一；人与物还有一个重要的差别就是，物只有运动、有知觉而无“神明”，而人却有气、有运动、有知觉且有神明，即人具有道德观念和理性自觉能力；人之所以高于万物就在于人能够认识“必然”，认识“理义”。戴震指出：“人则能扩充其知至于神明”。[11]“人之异于禽兽者，虽同有精爽，而人能近于神明也。”[12] 戴震对人与万物区别的这一表述，明显可以看到戴震受荀子思想影响的痕迹。[13] 戴震还以人与物禀“气”的清、浊、偏、全的不同来评判人与物的差别。人所禀为清气，吸收了天地之精华，由于“其气清明，能通夫天地之德”，人类最大的特点就在于能对“天地之常”有能动作用，而且能自觉地遵循道德规范和准则；而物则“遗天地之德，”由于其所禀之“气浊，是以锢塞不能开通。”[14] 戴震于是得出结论说，由于人与物禀“气”的清、浊、偏、全的不同，人能够做到“有思则通”，“能不惑乎所行之为善。”[15] 通过戴震对人与物之间差异的论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推断：戴震对人与物的产生及其差别的分析主要还是沿用传统的概念和思维方式，从总体上还是以传统的“气本论”来解释人与万物产生的原因，他没有认识到人与物的差别主要还不是在共同来源于自然外界这一层面，而主要是来源于后天的社会劳动，正是由于社会劳动，人与物（主要是指动物）才有了本质的区别，这是戴震的时代局限性。但戴震在说明人、物与自然外界的关系时，他试图从生物有机体与外在环境内在联系的层面来揭示万物产生的根源，认为万物的生存和发展都是不断适应外在环境的结果，戴震的这一观点，具有某些物种竞争、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论意味，是戴震对生物进化思想的一种科学推测。戴震的思想对我们今天如何更好地处理好人与自然外界的关系，更好地适应外在环境、创造良好的生态环境具有一定的启迪意义。



最后，戴震还认为，人与物之间不但存在智能上的差距，而且还存在认知上的差距。这是戴震对人与物之间关系认识的进一步深化。戴震把人的认知能力称为“心知”。“心知”与“知觉”一样，都是依附于人的“血气”而存在的，是人的各种认知功能的不同表现形式，他说：“凡血气之属皆知怀生畏死，因而趋利避害；虽明暗不同，不出乎怀生畏死者同也。”[16]“有血气，斯有心知”。人的“血气心知”作为人的一部分，与人自身一样，究其根源来说还是来自阴阳五行之气的运动变化，戴震反复强调这一点，他说：“血气心知本乎阴阳五行，人物莫不区以别焉是也”。[17]“人之血气心知，原于天地之化者也”。[18]“人之血气心知，本乎天者也”。人与物之间存在差别，人与人之间由于认知上的差异也存在差别，也就是说，由于人与人之间才质上的不同，从而决定了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对此，戴震做了进一步的说明：“才者，人与百物各如其性以为形质，而知能遂区以别焉，孟子所谓‘天之降才’是也。……由成性各殊，故才质亦殊。”[19] 戴震认为，人与人才质的不同，是由于“成性各殊”的缘故。人与人之间虽存在巨大差别 ，但这并不能改变人之所以为人的自然本性，就像金器中虽有成色之不同，但最终改变不了五金中以“黄金为贵”这一基本现实一样。

在戴震看来，人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有情感有欲望有理性有道德的现实的人，而不是像程朱所标榜的是超越现实的抽象的存在。他说：“使饮食男女与夫感于物而动者脱然无之，以归于静，归于一，又焉有羞恶，有争让，有是非？此可以明仁义礼智非他，不过怀生畏死，饮食男女……能不惑乎所行，即为懿德耳。古贤圣所谓仁义礼智，不求于所谓欲之外，不离乎血气心知。”[20] 就是说，人所具有的羞恶、争让、是非等观念并不是先天就有的，而是人在与外物的接触中产生的，所谓仁义礼智，不过是指后天形成的道德观念而已。

戴震继承了中国传统中进步的“人最为天地贵”的思想，特别是在继承了明清以来注重个性解放与自由的基础上，充分肯定了生命个体存在的价值与尊严，凸现了生命个体存在的现实必然性。戴震的这一思想，不但超越了传统的以善恶来划分人性的主观做法，而且与程朱否定人的生存价值的思想严格划清了界限。

二．人性的价值内涵

需要指出的是，人与人性是密不可分的，人与人性问题在本质上是一致的，这里只是为了叙述的方便才把人与人性做了理论上的抽象。下面我们来探讨戴震对人性问题所做的系统论述。

近代著名学者梁启超在《戴东原的哲学》一文中对人性问题在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性给予了深深关切和高度评价，他说：“我们哲学史上发生最早而争辩最烈的，就是‘人性’问题。……这个问题，是一切教育一切政治之总出发点。”[21] 因为儒家思想关注的焦点是社会人生问题，人性问题至关重要，几乎所有思想家、所有派别都参与了对人性问题的争论。那么，从孔子开始，人们争论了两千年的“性”究竟是什么？人们对“性”的认识是否如程朱所言都已穷尽？戴震基于对人性的基本态度，提出了一套自己对“性”的看法，对“性”做了最基本的价值内涵规定。

1．“性”本源于阴阳五行之实

戴震跳出了传统对人性问题争论的范围，对程朱性分二元的人性学说进行了猛烈批判。戴震在“性”的问题上力主性一元论，认为“性”是阴阳五行矛盾运动的结果，是气化流行、自然生成的产物。故戴震主张“在人言性，但以气禀言”，“举凡品物之性，皆就气类别之，人物分于阴阳五行以成性。舍气类，更无性之名”。[22] 在戴震看来，“性”是实实在在的存在，它存在的根由是由阴阳五行之气所决定的，由于人性分有阴阳五行之气“偏全厚薄”、“清浊昏明”之不同，故“性”表现为不同的类别和本性，阴阳五行之气决定着“性”的产生、性质和内容。“阴阳五行之运而不已，天地之气化也，人物之生生本乎是，由其分而有之不齐，是以成性各殊。”“如飞潜动植，举凡品物之性，皆就其气类别之”，还说：“医家用药，在精辨其气类之殊。不别其性，则能杀人。”[23] 肯定“性”是事物相互区别的根由，其具体表现形式就是“血气心知”。“血气心知”是“性”的唯一内在规定性。“天下惟一本，无所外，有血气，则有心知；有心知，则学以进于神明，一本然也，……苟岐而二之，未有不外其一者。”[24] 戴震以“血气心知”规定“性”，其源出于《礼记·乐记》之“夫民有血气心知之性”话语。“血气”指人的肉体，“心知”指人的精神。人既生之后，一切皆以“性”为基础，这一点是永恒不变的。



在戴震看来，“性”是连接外界自然（天道）与社会生活、人伦日用（人道）的中间环节，是由天道过渡到人道的中间媒质。由于阴阳五行是道的实体，因此戴震给“性”下的最基本定义便是：“性者，分于阴阳五行以为血气、心知、品物，区以别焉。”[25] 从戴震的这一定义看，“性”自身至少包含有三个方面的价值规定：一是“性”是由阴阳五行之气所形成的；二是“性”包含血气、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