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无论就西方哲学漫长的发展史而言、还是对于20世纪“社会哲学转向”大行其道的当代西方哲学发展趋势来说，哲学家并不是轻而易举地就可以达到这样的自觉程度和精神境界——我们甚至可以说，当代许多西方哲学家似乎尚未真正认识到自己应当达到这样一种自觉程度和精神境界[38]。在我看来，只有在积累丰富的人生经历和深刻的人生体验、与各具特色的哲学大师们进行范围广泛的学术对话，并且在此基础上进行系统、全面和深入的哲学反思和“元理论”批判的基础上，对西方哲学史上由来已久的唯理智主义基本立场、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进行彻底的扬弃，我们才有可能利用社会个体生成论（the social individual growing-up theory）[39]的基本立场和研究视角，看待和研究包括研究者本人在内的社会世界的方方面面，从而真正恰当地进行诉诸“过程”和“建构”的社会世界研究，以自己因此而取得的累累硕果，在世界哲学论坛上毫无愧色地拥有一席之地。
“路漫漫兮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许茨如此，我们今天的哲学研究者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注 释：
[1] 就我自己对当代西方哲学的涉猎而言，我并没有发现西方学者有关“社会哲学转向”的说法；当然，这既可能是由于自己的孤陋寡闻，也可能是因为当今的西方学者并不大关注进行这种具有“总括性”色彩的基本概括。不过，从学理上说，是不是提出这样的说法并不重要，关键是如何从总体上把握西方哲学研究的基本走势、从而确定我们的研究策略。
[2] 其相应的西文为sozialen Welt，social world；也可以叫做“生活世界”，即lebens Welt，life world；就许茨的学术研究而言，这两个术语所指涉的对象在实质内容方面并没有什么重要区别。
[3] 本文中所谓的“元理论”（meta-theory）是我自己的理解，它指的是一种对自身和其他理论从根本上进行批判反思的理论观点，主要着眼于对作为其研究对象的理论所利用的基本立场、思维方式、方法论视角和基本结论，进行系统、深入和全面的批判反思，目的在于总结其在这些方面存在的长处和缺陷，为推动某个方面的学术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探索和确定前进的出发点、道路和方向。
[4] 需要略加补充的是，这里所谓“社会哲学转向”，主要是我的概括——它不仅指这些哲学流派和观点都涉及到社会世界的相应的方面，同时也意指其中并不宣称自己是“哲学”的各种流派和观点，也都只有从哲学的高度进行研究、亦即进行“社会哲学”研究，才有可能取得真正有价值的进展。
[5] 虽然囿于篇幅，我们在这里不可能充分论证这一点，但是，无论就现象学对各个领域的颇具影响的研究，最终几乎都走向 “生活世界” 研究而言，还是对于分析哲学最终走向日常语言研究来说，当代西方哲学诸流派各自体现出来的“社会科学化”趋势似乎都是毋庸置疑的。但愿以后能够有机缘对此进行系统和详细的论述。
[6] 严格说来，孔德虽然通过其“社会静力学”和“社会动力学”提出了“社会学”这个学科的名称，并且相应地进行了一定的研究，但是，他在这样做的时候所采用的基本哲学立场和方法论视角，仍然是西方唯理智主义的传统立场和方法论视角，因而并没有使作为一门学科的“社会哲学”真正建立起来。
[7] 当然，我们在这里根本不可能对此进行实证性的、系统全面的论述，除非我们从全新的角度重新系统地审视、梳理和撰写整部西方哲学史。
[8] 这里之所以说“研究社会世界所必需的基本哲学立场和方法论视角”，是因为在我们看来，西方哲学以往的、以追求形式化的普遍有效真理为根本目标的唯理智主义哲学立场和方法论视角，从根本上说并不适用于研究社会、建构真正的“社会哲学”体系；当然，我们在这里不可能系统深入地论证这一点，只能请大家一方面考虑一下实证主义社会理论之各种缺陷的由来，另一方面考虑一下分析哲学为什么不得不转向分析和研究日常语言——在我看来，这两者都可以作为证明我们这里的观点的例子。
[9] 这里似乎有必要补充的是，所谓“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的根本性问题”，也就是本文所说的“元理论问题”。
[10] 在我看来，传统的哲学研究框架和思维模式之所以没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既是因为其所坚持的主体－客体二元分裂对立的基本立场和追求普遍有效性的知识的基本取向，也是因为其对主体的关注和研究，根本没有把分别作为研究者和研究对象而存在的、活生生的现实社会主体及其主观世界诸方面完全考虑在内，反倒是为了追求研究结论的客观性和普遍有效性而忽视甚至拒斥了这些方面。
[11] 就西方科学社会学的研究领域而言，罗伯特·K.默顿主要关注的就是这个领域——只不过他的研究视域所涵盖的，基本上只是自然科学领域而已。
[12] 我认为，在传统的西方哲学的发展过程中，“预成论倾向”（preformatismatic inclination）是根深蒂固的——它既是知识的客观性和普遍有效性的基本预设前提，同时也构成了西方哲学以主体－客体二元分裂对立为基础而突出表现出来的一系列二元分裂对立的基础，尽管这种基础还有更加深刻的、与信仰和终极关注（ultimate concern）倾向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心理根源。这个问题所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显然不是我们在这里借助只言片语就能够阐明的，只能通过系统的专题性研究来完成这个任务。不过，这里有必要强调的是，本文所谓的当代西方哲学社会科学所体现出来的“社会哲学转向”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与这种倾向截然对立的、诉诸“过程”和“建构”的基本倾向——只不过就我目前有限的涉猎范围而言，当代西方哲学家似乎还没有人就这个方面进行系统的“元理论”梳理而已。
[13] 我们或许可以粗略地把这种挑战分为四个方面：主观性对客观性的挑战，相对主义对普遍有效论的挑战，社会知识论对传统认识论的挑战，以及智慧对知识的挑战（从某种意义上说，迄今为止的西方哲学家对生存智慧、乃至一般智慧的研究是非常薄弱的——这虽然就“哲学”这个术语的西文原义来说颇富讽刺意味，但实际情况确实如此）。随着消费社会和人类文化生活的进一步发展，其中的最后一个挑战必将在21世纪进一步充分凸现出来。
[14] 参见Alfred Schütz，Collected Papers II：Studies in Social Theory，Martinus Nijhoff，The Hague，1964.
[15] 原文标题为The Dimensions of the Social World，选自许茨的早期著作《社会世界的意义构造》，第四章，“社会世界的结构分析：同伴的社会世界，同时代人的生活世界，前辈的社会世界”（Der sinnhafte Aufbau der sozialen Welt，Sektion IV：Strukturanalyse der Sozialwelt, Soziale Umwelt, Mitwelt, Vorwelt），Vienna，1932年版；第二版，1960年。其英文版由托马斯·勒克曼（Thomas Luckmann）教授改写。
[16] 之所以这么说，主要不是着眼于许茨本人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