伽达默尔：翻译与对话(2)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05
主体来对待，不敢忽视你的要求，必须听取你要对我说的东西。这个过程反过来也一样。正是这种彼此的开放性，构成了一种真正的“人”的关系。
二、对话何以可能？
伽达默尔认为，自己所做的工作与康德有些类似。“康德确实并未想过为现代自然科学规定它必须怎样做，以便使它能经受理性的审判。他曾提出一个哲学问题，即他曾经追问，使近代科学成为可能的认识条件是什么，它的界限是什么。”[19]翻译的条件先于一切翻译行为，先于翻译的任何方法论，所以关于“翻译何以可能” 的追问是有关本体论的，是一个真正的哲学问题。“我本人的真正主张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一种哲学的主张：问题不是我们做什么，而是什么东西超越我们的愿望和行动与我们一起发生。”[20]偏见、权威、传统、效果历史等构成了翻译可能的条件，超越了我们的愿望和行动与我们一起发生。
“偏见”（praeiudicium/préjudice/Vorurteil/prejudice）这个词，在拉丁语、法语、德语和英语中，总的来说具有否定的意义。培根的“假相说”，笛卡尔的“普遍怀疑原则”，都把偏见当作批判的对象。鉴于启蒙运动对“偏见”形成了很深的偏见，伽达默尔选择了这个词作为对历史意识批判的开始。
启蒙运动把权威和传统看作偏见的来源，认为权威、传统与理性是对立的，要想正确地理解流传物，就必须否定任何权威和传统，把它们放到理性的审判台前。伽达默尔承认，“如果权威的威望取代了我们自身的判断，那么权威事实上就是一种偏见的源泉”，但是，“这并不排除权威也是一种真理源泉的可能性。”[21]他强调的是，权威并不是理性的对立面，而是和理性一致的。因为对权威的服从等于承认他人在见解方面超出自己，而“承认”则是一种基于理性的行动。“理性知觉到它自己的局限性，因而承认他人具有更好的见解。”[22]权威所说的东西并不是无理性的和随心所欲的，而是原则上可以被认可和接受的。同样，传统也不是理性的对立物。“传统按其本质就是保存，尽管在历史的一切变迁中它一直是积极活动的。但是保存是一种理性活动，当然也是这样一种难以觉察的不显眼的理性活动。”[23]传统并不外在于我们，并不是某种另外的异己的东西，对我们的理解活动来说，它是一种借鉴、参照甚至范例。“对精神科学中属真理事物的思考，一定不能离开它承认其制约性的传统而进行反思。”[24]人们站在他们的传统之内，过去在这些传统中在场，而传统则在人们身上实现。
所以，为了完成理解和翻译，我们必须把前人的理解和翻译成果纳入到我们的世界中来。“如果我们想正确地对待人类的有限的历史的存在方式，我们就必须为前见概念根本恢复名誉，并承认有合理的前见存在。”[25]伽达默尔把偏见提到了人类理解真正条件的高度，无偏见则无理解。但是，不应当随意地从关于某物的一个特殊的先入之见开始，也不应当让我们的先入之见不受检验，某些偏见常常使我们听不到传统向我们言说的东西。在伽达默尔眼中，偏见实际上是一种前判断（prejudgement），可以是积极的，也可以是消极的。他把偏见分为两类，一类是“生产性的”偏见（“合理的”偏见、“真”偏见），这是一种使理解容易进行的偏见；一类是“有问题的”偏见（“不合理的”偏见、“假”偏见），这是一种导致误解的偏见。
时间，或曰解释距离，有助于过滤后一种偏见。“时间不再主要是一种由于其分开和远离而必须被沟通的鸿沟，时间其实乃是现在植根于其中的事件的根本基础。因此，时间距离并不是某种必须克服的东西。”[26]“事实上，重要的问题在于把时间距离看成是理解的一种积极的创造性的可能性。它是由习俗和传统的连续性所充满的，正是由于这种连续性，一切流传物才向我们呈现自身。”[27]时间把我们与过去隔开，也把我们与过去联系起来。时间距离能够帮助我们过滤导致误解的偏见，帮助我们把“真前见”和“假前见”区分开来。
任何有过翻译经验的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当你着手开始翻译时，无意识的偏见常常跑到你的译文中来。如果你将所译的东西放在一边，过一段时间再看，你就会发现一些可能妨碍读者理解的偏见。在修改译稿时，意义会变得更加清晰。这个过程是不会结束的。每当你返回到已经被修改过多次的译文上来，你都会发现令你不满意的地方，都会发现需要进一步修改之处和进一步解释之处。[28]
承认偏见对于理解的影响意味着承认历史是一种“效果”历史，承认历史对我们当前的理解是“有效的”。效果历史（Wirkungsgechichte/effective－history），指的是“我们皆生存于其中的历史”，或“当下仍在发挥作用并有意义的那一部分过去”。对于不只是注意到历史流传下来的作品而且还注意到他们在历史上产生了何种效果的历史学而言，“效果历史”并不是一个新概念。伽达默尔使用这个词，并不是看中了它的”痕迹“含义，而是首先用它来指明人的这样一种处境：我们不能站在我们生存的历史之外，并从一个客观的距离来看待事物，我们总是从一个特殊的立场出发看待事物，这个立场受到了前人的阐释或翻译的影响。“一切自我认识都是从历史地在先给定的东西开始的，这种在先给定的东西，我们可以用黑格尔的术语称之为‘实体’，因为它是一切主观见解和主观态度的基础，从而它也就规定和限定了在流传物的历史他在中去理解流传物的一切可能性。”[29]历史和传统对我们的意识产生影响（我们的意识中已经有了历史和传统规定的内容），而我们也必须意识到这种影响，这便是效果历史意识的双重含义。“在我使用的效果历史意识这个概念中合理地存在着某种两重性，这种两重性在于：它一方面用来指在历史进程中获得并被历史所规定的意识，另一方面又用来指对这种获得和规定本身的意识。”[30]
对历史的有效性的意识使伽达默尔发展了“视域”和“融合”的概念。以主客二分为特征的“历史意识”声称（像古典解释学那样），在理解中，存在两种独立的视域。一是现在的视域，一是过去的视域。为了达到对流传物的理解，理解者需要放弃现在的视域，进入到过去的视域。伽达默尔反对这种在理解的效果历史中制造“鸿沟”的做法。“理解一种传统无疑需要一种历史视域。但这并不是说，我们是靠着把自身置入一种历史处境中而获得这种视域的。情况正好相反，我们为了能这样把自身置入一种处境里，我们总是必须已经具有一种视域。”[31]他明确承认：在理解中，只存在一种视域，那就是现在和过去融合后的视域，是超越了当下边界的更大的单一历史视域。把效果历史理解为视域融合意味着两件事情：第一，译文的意义是视域融合的结果；第二，我们可以通过改变视域而达到对原文意义的重新理解。
三、“对话论”超越相对主义了吗？
文本的真理作为文本自身意义的显现，带有极大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来源于真理对自己的有限性和条件性的承认。“倾听流传物并使自己置身于其中，这显然是精神科学中行之有效的寻求真理之途。甚至我们作为历史学家对流传物进行的一切批判，最终都是为了使我们得以亲近我们处身其中的真正的流传物。条件性并不是对历史认识的妨碍，而是真理本身的一个要素。如果我们不想随意地陷入这种条件的限制，我们就必须同时考虑这种条件。”[32]当我们追问真理的时候，我们必然已经陷入解释学境遇的樊篱之中，陷入真理的条件之中。偏见、传统、权威、效果历史、理解的应用结构，使得我们往往在对文本意义的认识上达不到一致。
任何人都无法宣称对文本的解释是绝对正确的，即使是作者也不例外。施莱尔马赫相信，我们能比作者更好地理解他的作品，艺术家
二、对话何以可能？
伽达默尔认为，自己所做的工作与康德有些类似。“康德确实并未想过为现代自然科学规定它必须怎样做，以便使它能经受理性的审判。他曾提出一个哲学问题，即他曾经追问，使近代科学成为可能的认识条件是什么，它的界限是什么。”[19]翻译的条件先于一切翻译行为，先于翻译的任何方法论，所以关于“翻译何以可能” 的追问是有关本体论的，是一个真正的哲学问题。“我本人的真正主张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一种哲学的主张：问题不是我们做什么，而是什么东西超越我们的愿望和行动与我们一起发生。”[20]偏见、权威、传统、效果历史等构成了翻译可能的条件，超越了我们的愿望和行动与我们一起发生。
“偏见”（praeiudicium/préjudice/Vorurteil/prejudice）这个词，在拉丁语、法语、德语和英语中，总的来说具有否定的意义。培根的“假相说”，笛卡尔的“普遍怀疑原则”，都把偏见当作批判的对象。鉴于启蒙运动对“偏见”形成了很深的偏见，伽达默尔选择了这个词作为对历史意识批判的开始。
启蒙运动把权威和传统看作偏见的来源，认为权威、传统与理性是对立的，要想正确地理解流传物，就必须否定任何权威和传统，把它们放到理性的审判台前。伽达默尔承认，“如果权威的威望取代了我们自身的判断，那么权威事实上就是一种偏见的源泉”，但是，“这并不排除权威也是一种真理源泉的可能性。”[21]他强调的是，权威并不是理性的对立面，而是和理性一致的。因为对权威的服从等于承认他人在见解方面超出自己，而“承认”则是一种基于理性的行动。“理性知觉到它自己的局限性，因而承认他人具有更好的见解。”[22]权威所说的东西并不是无理性的和随心所欲的，而是原则上可以被认可和接受的。同样，传统也不是理性的对立物。“传统按其本质就是保存，尽管在历史的一切变迁中它一直是积极活动的。但是保存是一种理性活动，当然也是这样一种难以觉察的不显眼的理性活动。”[23]传统并不外在于我们，并不是某种另外的异己的东西，对我们的理解活动来说，它是一种借鉴、参照甚至范例。“对精神科学中属真理事物的思考，一定不能离开它承认其制约性的传统而进行反思。”[24]人们站在他们的传统之内，过去在这些传统中在场，而传统则在人们身上实现。
所以，为了完成理解和翻译，我们必须把前人的理解和翻译成果纳入到我们的世界中来。“如果我们想正确地对待人类的有限的历史的存在方式，我们就必须为前见概念根本恢复名誉，并承认有合理的前见存在。”[25]伽达默尔把偏见提到了人类理解真正条件的高度，无偏见则无理解。但是，不应当随意地从关于某物的一个特殊的先入之见开始，也不应当让我们的先入之见不受检验，某些偏见常常使我们听不到传统向我们言说的东西。在伽达默尔眼中，偏见实际上是一种前判断（prejudgement），可以是积极的，也可以是消极的。他把偏见分为两类，一类是“生产性的”偏见（“合理的”偏见、“真”偏见），这是一种使理解容易进行的偏见；一类是“有问题的”偏见（“不合理的”偏见、“假”偏见），这是一种导致误解的偏见。
时间，或曰解释距离，有助于过滤后一种偏见。“时间不再主要是一种由于其分开和远离而必须被沟通的鸿沟，时间其实乃是现在植根于其中的事件的根本基础。因此，时间距离并不是某种必须克服的东西。”[26]“事实上，重要的问题在于把时间距离看成是理解的一种积极的创造性的可能性。它是由习俗和传统的连续性所充满的，正是由于这种连续性，一切流传物才向我们呈现自身。”[27]时间把我们与过去隔开，也把我们与过去联系起来。时间距离能够帮助我们过滤导致误解的偏见，帮助我们把“真前见”和“假前见”区分开来。
任何有过翻译经验的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当你着手开始翻译时，无意识的偏见常常跑到你的译文中来。如果你将所译的东西放在一边，过一段时间再看，你就会发现一些可能妨碍读者理解的偏见。在修改译稿时，意义会变得更加清晰。这个过程是不会结束的。每当你返回到已经被修改过多次的译文上来，你都会发现令你不满意的地方，都会发现需要进一步修改之处和进一步解释之处。[28]
承认偏见对于理解的影响意味着承认历史是一种“效果”历史，承认历史对我们当前的理解是“有效的”。效果历史（Wirkungsgechichte/effective－history），指的是“我们皆生存于其中的历史”，或“当下仍在发挥作用并有意义的那一部分过去”。对于不只是注意到历史流传下来的作品而且还注意到他们在历史上产生了何种效果的历史学而言，“效果历史”并不是一个新概念。伽达默尔使用这个词，并不是看中了它的”痕迹“含义，而是首先用它来指明人的这样一种处境：我们不能站在我们生存的历史之外，并从一个客观的距离来看待事物，我们总是从一个特殊的立场出发看待事物，这个立场受到了前人的阐释或翻译的影响。“一切自我认识都是从历史地在先给定的东西开始的，这种在先给定的东西，我们可以用黑格尔的术语称之为‘实体’，因为它是一切主观见解和主观态度的基础，从而它也就规定和限定了在流传物的历史他在中去理解流传物的一切可能性。”[29]历史和传统对我们的意识产生影响（我们的意识中已经有了历史和传统规定的内容），而我们也必须意识到这种影响，这便是效果历史意识的双重含义。“在我使用的效果历史意识这个概念中合理地存在着某种两重性，这种两重性在于：它一方面用来指在历史进程中获得并被历史所规定的意识，另一方面又用来指对这种获得和规定本身的意识。”[30]
对历史的有效性的意识使伽达默尔发展了“视域”和“融合”的概念。以主客二分为特征的“历史意识”声称（像古典解释学那样），在理解中，存在两种独立的视域。一是现在的视域，一是过去的视域。为了达到对流传物的理解，理解者需要放弃现在的视域，进入到过去的视域。伽达默尔反对这种在理解的效果历史中制造“鸿沟”的做法。“理解一种传统无疑需要一种历史视域。但这并不是说，我们是靠着把自身置入一种历史处境中而获得这种视域的。情况正好相反，我们为了能这样把自身置入一种处境里，我们总是必须已经具有一种视域。”[31]他明确承认：在理解中，只存在一种视域，那就是现在和过去融合后的视域，是超越了当下边界的更大的单一历史视域。把效果历史理解为视域融合意味着两件事情：第一，译文的意义是视域融合的结果；第二，我们可以通过改变视域而达到对原文意义的重新理解。
三、“对话论”超越相对主义了吗？
文本的真理作为文本自身意义的显现，带有极大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来源于真理对自己的有限性和条件性的承认。“倾听流传物并使自己置身于其中，这显然是精神科学中行之有效的寻求真理之途。甚至我们作为历史学家对流传物进行的一切批判，最终都是为了使我们得以亲近我们处身其中的真正的流传物。条件性并不是对历史认识的妨碍，而是真理本身的一个要素。如果我们不想随意地陷入这种条件的限制，我们就必须同时考虑这种条件。”[32]当我们追问真理的时候，我们必然已经陷入解释学境遇的樊篱之中，陷入真理的条件之中。偏见、传统、权威、效果历史、理解的应用结构，使得我们往往在对文本意义的认识上达不到一致。
任何人都无法宣称对文本的解释是绝对正确的，即使是作者也不例外。施莱尔马赫相信，我们能比作者更好地理解他的作品，艺术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