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之上的某种力量：控制或操控。笛卡尔在其《方法谈》中就曾说过，我们将成为“地球的主人和主宰”。即使我们决定让一片土地一直处于蛮荒状态，我们还是通过这种禁止其发展的行为对之施加了意志和控制。而现代社会的广告、教育、经济干预……所有这些都是力图像对自然界一样，达到我们对于人类社会的全方位的控制，是对自然控制的另一种翻版。这样，我们就把周围的一切事物，包括我们自己，都认定为计划和控制的可能对象。表面上我们被告之是自由的，可以根据我们的内在愿望和价值观以及周围环境来自由地做出自己的选择，而事实上我们的内在愿望和价值观本身却无时不在被大众传媒、自助手册以及所谓专家建议这些外在力量所操控，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对我们而言，似乎已经没有任何东西还具有以往的那种稳定性，而理性化的抽象自我就成了对我们的生活起统一作用的坐标原点。 
    然而，这种自我却是被抽掉了内容的空洞自我，现代时尚、奇思怪想甚至广告都可以改变这种自我努力的目标，从而我们的发展仅仅成为一种形式化的自我发展，自我发展过程本身变成了目标。事实上这种发展已经被界定为一个无止境的变化过程，在其中，没有要达到的任何目标。现代人作为一个同一性的核心，一个认知着、选择着的存在者，在可能性的最为广泛的可能范围内进行选择，不论他追求的是什么，他都有潜力使其达到最大化的满足，这就使理性化的力量。对此彼得•贝格尔对现代性的描绘是非常到位的：“除其体制功能和角色功能外，作为最高实在的纯粹自我概念正是现代性的灵魂”。⑤ 

    三、 现代性的根基：自洽性预设 

    现代性自我的同一性取向决定了它在其产生之初就不可避免地伴随着现代性问题。简言之，现代性问题就是现代自我形式化功能（同一性）的片面发展，使整个社会陷入了不断地计算、操控之中，从而也造成了经济理性的全面繁荣，最终使得人类的发展呈现出总体化、统一化的发展趋势。从而也引发了我们对这种控制精神的反叛，要“发动一场对总体性的战争”。然而这些来自社会各方面的批评和反叛所带来的后果却是激励了这种控制精神的倾向，使其变得更有成效而已。那么，为什么自我会产生这种同一性取向呢？是不是打破这种同一性就一定能够克服当前现代性的问题呢？ 
    对于现代性的批判最为激烈的是后现代哲学家。他们在反对同一性、反对总体性、反理性、去中心的旗帜下做出了许多大胆的尝试，也给出了许多宜人的未来图景。但是我们发现，他们对现代性的这种抵制方式本身也是需要加以抵制的。因为他们对现代世界的描绘要比现代世界本身更为统一化，甚至在构造一个新的空间的时候就已经不自觉的预设了一个同一性的前提。情况似乎是这样的：当我们试图打破一种总体性，把多样性引入到我们在世界中的存在中去的时候，都存在这样一个前提即：我们所引入其中的各种可能性领域都应该是对已有基本空间的进一步限制，而这一空间自身则是由某种总体性意义所统一起来的。也就是说，在我们把多样性引入我们的世界之前，就已经假定我们存在于其中的每个领域都是一个完整的世界，是自洽的、自我封闭的小型世界了。所以，这里的多样性实际上已经失去了其本来的意义，成为一种更大的总体性。 
    “多样化世界”本身似乎就是一个矛盾，就在我们力图打破总体性而沿着多样性的指引一路前行的时候，总会存在这样的危险，即我们又会不自觉地复归到标准的现代性图像上去，重蹈总体性的覆辙。因为，只要我们还力图把自我想象为某种与一系列可能性或多样性相遭遇的实体，也就是说，只要自我还是一种自洽性的实体，我们就会踏上属于现代性的道路。那么，多样性究竟怎样才能作为多样性而被我们所体验呢？ 
    可见，现代性问题的解决，不仅要打破这种形式化自我统一性的操控，更重要的是打破人类意识中的自洽性预设。而一切总体性都只是对复杂无序的现实的有意简化，因为没有任何东西是自洽的和自我封闭的，自我也不可能是一个自洽性的实体。黑格尔就曾说过：无物不间接。我们的世界存在着多样性、偶然性以及无数的可能性领域，但就是不存在总体性。因此，我们的可能性的任何一个领域都不是一个自洽的整体，它们的总和也不会形成这样一个整体。所以，任何总体性或同一性都是根本不存在的。 
    事实上，我们的世界并不是如现代性所描述的那样，是一个足够统一的总体，也不可能在一个统一化的后现代性中被超越。那种所谓标准现代性图景的描述是不充分的。同时，实质性的传统生活方式也可能只是我们出于研究的需要所作的一种回溯性的建构，而这一建构从没像我们所设想的那样存在过。正如我们今天并非是纯粹间距性的存在一样，过去的人们可能也不是单纯地囿于传统之中的。 

    四、 超越现代性问题的可能性 

    在现代性看来，自我不仅是同一的，而且还是起统一作用的，是一切事物的汇聚点。它通过态度、信念和决心创造统一性，但这样一种自足的、统一的主观性是不可能的。现实生活是多方面的，现代性问题的产生就在于我们一直企图找到使我们得以理解一切事物的深层事件或模型。韦伯、黑格尔和海德格尔的错误就在于：他们都追随着这种欲望试图获得深层的解释统一性。也就是说，我们总是试图把外部世界纳入一个总体性的逻辑框架之中，结果使得原本用来表达世界的逻辑越来越远离世界本身，现代性对世界的描述在一定意义上也是我们不自觉地囿于一个纯逻辑的范围内自我推演的结果。 
    如果现代性并没有我们描述的那么统一化，那么我们在我们的世界之中就能发现对立的方法和不同的空间。因此，对于现代性命运的把握要从现代性的视域出发，现代性是“镜像”中的“存在”，现代人的“基本存在论”也就是由反思及其组建的反思性构成的。而超越现代性问题的可能性或许就在于拒斥间距性自我的这种自洽性预设，回到我们的前概念、前反思或前逻辑的生存视域。这种视域既不是由现代性所描述的那个位于不确定地敞开中的可能性领域，也不是沿着黑格尔和海德格尔以不同方式提示的思路位于深层统一的可能性领域。用胡塞尔的话说，就是回到人类的原初自我，即由人类原初的意向性构造形成的“生活世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任何维度上都放弃对自洽性的诉求，放弃任何形式的单纯性和整体性，无论是历史纪元或是形式上被规定的自我，还是基本能指，都是这样。从而使世界、文本和自我能够浑然一体的呈现出来。 
    同样的道理，如果今天宗教和政治原教旨主义的新生力量只是被简单地解释成一种对传统社会确定性的渴望，那么“现代性”思想家们就只能反对他们。但是，如果现代性不是一个统一化的深层事件，那么原教旨主义者的行为就不可能是与整个时代作对，因为自觉地向传统道路的回归并不就是回到传统社会，而只是现代人自我创造的一种延伸。这样，与表面看起来相比，也就有了更多进行对话的基础。 
    所有这些似乎都暗示了：现实中根本不存在自洽的和统一的对某物的意识，也不存在这样一个视角，从它出发我们可以把某一方面看作一个整体；我们置身于多元的可能性领域之中，这些领域既不会整齐划一地出现，也不会作为一个总体而降临。我们只能零零碎碎地意识到我们的根基性以及我们对思想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认同。因此，我们必须面对这些我们置身其中的可能性和运动，尽可能不带任何根据和保障地处理已成为我们处境一部分的间距和差异。我们是些指向已在途中之未来的筹划者。我们有选择，也有标准，但没有最终标准。 

    五、 结语：正视现代性问题 

    奥托•纽拉特曾经有一个经典的比喻，这个比喻出现在奎因的《词与物》的引语中：我们正航行在公海上，我们必须对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