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新的集体人物——由于两边事实上都是奴隶主的那些人的喧闹争吵占据了突出地位，这个新的人物完全被剥夺了声音和表达，事实上几乎是看不见的——这种最终的历史主体的出现，承载着所有人类生产和价值的重压，当然也构成历史发现和认知的有力的形式。在理论意义上，这无疑是一种行动性的揭示，同时也剥去了掩盖意识形态的外衣，使人惊讶地看到历史的真实。 
     按照这种精神，我们确实可以重新解读马克思反对唯心主义的一次熟悉的争论： 
     
     与从天上降到地下的德国哲学直接相对，这是一个从地下升到天上的问题。就是说，为了真正了解人，不能脱离人们说的、想象的、构思的东西，也不能脱离被叙述的、被思考的、被想象的、被表达的人；而是从实际的、活生生的人开始，以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为基础，展现这种生活过程中的意识形态反映和反响。（42） 
     
     众所周知，对于社会生活范畴和学科这些“半自治”的领域如何与社会总体分开并以唯心主义的方式构成，马克思和恩格斯继续进行了批判：“于是，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所有其他的意识形态，以及与这些相对应的各种形式的意识，不再保持独立的外貌。它们没有历史，也没有发展；而发展其物质生产和物质关系的人，则因此而改变他们的真实世界，同时也改变他们的思想和他们的思想产品。”（42）诚然，这有点像是一种编史工作的宣言，或者说首先是一种关于思想观念的新的唯物主义历史的计划。但是，如果把这个文本读作我们可能归之于它的各种意识形态的实例，那将是错误的：例如作为人文主义，作为对基础和上层建筑区分的一种辩护，作为“对总体性的渴望”，或者作为在很大程度上支配着后来激进的、马克思主义争论的那种具体修辞的实例，等等。这些意识形态立场中的任何一种立场可能对它都有吸引力；但我们这里可以把它读作是对发现过程的描述，在这种发现过程中，对这种或那种历史叙事的一切局部的或替代性的再现，都会出现人类历史最终的集体现实，而这种集体现实无疑只能通过揭示发现过程来说明，本身不可能直接揭示出来。 
     从这种情节范畴，我们可以直接转到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与之密切相关的亚里士多德的范畴，即悲伤和痛苦的景象：因为这种景象与在历史上所有生产方式中长期存在的劳动和不可改变的集体性是一致的。这是真正的历史的梦魇，也是那种在我们存在的根本上的阶级罪恶的最终根源。它表明，当代对于暴力和折磨、对于种族灭绝和权力不公的偏见，乃是源于这种透视的景象，不论它们激起多么强烈的恐怖，这种景象也只能使我们转移对强迫劳动和剥削等更基本的恐怖的注意，而强迫劳动和剥削，甚至在和平幸福的时期，也总是人类历史的基础。正如我们说过的，其他叙事形式也是可能的：例如，如果能以天意或拯救的方式回到历史叙事的概念，可能会令人感到满意。但是，我们的历史必然以悲哀终结，不是因为死亡和人生有限，而是因为它与阶级和剥削、与其他人的被迫劳动不可避免地联系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