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说：“凡人一身，只有‘迁善改过’四字可靠；凡人一家，只有‘修德读书’四字可靠。此八字者，能尽一分，必有一分之庆；不尽一分，必有一分之殃。其或休咎相反，必其中有不诚，而所谓改过修德者，不足以质诸鬼神也。吾与诸弟勉之又勉，务求有为善之实，不使我家高曾祖父之积累自我兄弟而剥丧，此则余家之幸也。”

　　改过修德，为善务实，这是曾国藩一贯的思想，他有一篇著名的文章，即《君子慎独论》，他认为，“独”是所有的人都共有的东西，但不同的人在面临“独”的时候，产生的效果是不一样的，因此必须“慎独”，这也是“入德之方”。

　　修德确乎重要，作为一个全面的人，则既要有高尚的道德，还要有一定的本领和健康的身体，因此，曾国藩强调四个方面至为重要，他在日记和家书中写道：“是日细思古人工夫，其效之尤著者，约有四端：日慎独则心泰，日主敬则身强，日求仁则人悦，日思诚则神钦。”曾国藩所要求的，是后代的全面发展。他认为，只有智德兼修，品行高尚，勤于动手，那么不管是居于盛世抑或是乱世，都既可自我保全，又可以惠及他人。

　　三、自立自强。刚柔并济

　　曾国藩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他既具有谦谦君子的一面，又具有强毅强硬甚至倔强固执的一面。他没有把自己造就成为一个懦弱不堪的书呆子，也没有把自己混同为封建官场中奴颜婢膝、左右逢缘的掮客。这一切，都取决于他的人生取向和人格设计。他选择了内外双修路径，持身以正，处世以方，同时以扶危救困为旨归，由正己而正人，由治家而治国。因此在他身上。同时体现了“圣贤”“豪杰”两种人格特征。他力求二者互为补充，臻于完美，所以时人誉之为“圣相”。曾国藩特别强调自强，他认为“强”字乃成就大事的第一关，正所谓“强”字乃立身之本。首先，“强”有刚强之意，“古来英杰，非有一种刚强之气，万不能成大事也。”嗍。其次，“强”蕴涵了倔强和刚毅，曾国藩主张男儿一定要有“倔强”的素质和“强毅”的精神，他在给郭嵩焘的诗中说：“至情宜倔强，吾道有藩篱。”在另一首诗中又说：“丈夫守身要倔强，只有艰厄无愁猜。”在《九诗》中说：“丈夫贵倔强。”这里曾国藩所指的“倔强”并不是那种固执己见、刚愎自用，而是一种“强毅”的精神。用曾国藩的话来说，就是不辞劳苦，不畏艰难，“而强之勤劳不倦，即强也。”不惯有恒，“而强之贞恒，即毅也。”换句话说，就是强制自己事事勤劳，敢于迎难而上，持之以恒，就是“强毅”，也即是“刚强”。

　　另外曾国藩所要求的自强自立，还有另外一层涵义，那就是“强作强为”，也就是他常说的“勉强”。按照他的解释，“勉强”就是“尽人事，听天命”。曾国藩经常用此二字教育兄弟后辈，激励部下，同时也鼓励自己。他经过认真总结，认为“事功之成否，人力居其三，天命居其七。”“文章之成否，学问居其三，天质居其七。”“天命”“天质”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人力”“学问”却在于人的自身。在曾国藩看来，“勉强”的精义有二：其一，就是要培养自身的素质，树立自信心和自尊心，不自暴自弃。即曾国藩所言的“本以不顾生死自命，宁当更问毁誉!”其二，就是要“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一般成大事业者，开始创业时，会遭遇重重险阻，从当时的情况看，成功的希望非常渺茫。如果因此心灰意冷，就此放弃，恐怕也就没有那么多留名史册的豪杰，历史也将单调乏味。

　　曾国藩的自强自立，还有一种“挺然特立不畏强御之意”。曾国藩以自强为立身之本，所以他在同治元年(1861年)五月给曾国荃的信中写道：“从古帝王将相，无人不由自立自强做出，即为圣贤者，亦各有自强自立之道，故能独立不惧，确乎不拔。昔余往年在京，好与诸有大名大位者为仇，亦未始无挺然特立不侵强御之意。”曾国藩给老弟这样表露出他的心迹，既是自誉，也是一种教育；既是一种主张，也是一种理论。

　　另外，曾国藩还强调，人要自强，但不能走向极端。“倔强”也好，“勉强”也好，“硬字”也好，都不应该是“横霸蛮”，即不应该是“刚愎自用”，他在给曾国荃的信中就此作了明确的界定，他说：“至于强毅之气，决不可无，然强毅与刚愎有别。”从认识上，曾国藩能明确看出“强毅”和“刚愎”二者的差别，然而，在实际运用中，要好好地把握二者的差别，确实不是那么容易。在长期的实践和不断地总结中，曾国藩提出，要想避免“刚愎”，就应当用别的方法来加以补救和规制。其中的要诀就是“以柔制刚，以明补强”。

　　为了纠正“强”字之弊，曾国藩还经常将“明”、“强”二字放在一起讲。明即精明、高明，它代表了一个人的学识、见识、智慧。如果见事明白，有远见，凡事能辨明是非曲直，加上强毅的精神，必能畅行无误。倘若将愚昧昏庸与“强”字相结合，只能导致胡扰蛮缠，刚愎自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