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以志立身。以静养身

　　曾国藩作为一位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和儒家道统的担当者，不仅对“志”的含义和作用深有体会，而且在自己发愤立志的同时，对其家人反复训导。

　　曾国藩把“立志”看作是个人立身立业之本。曾国藩要求兄弟们立志，因为他深深知道“有志者，事竟成”的道理，而且他自己也以身作则，立志有恒。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九月，他在写给四位兄弟的信中要求他们要自立志以成大业，不可浪费青春时光。“人苟能自立志，则圣贤豪杰，何事不可为?何必借助于人!‘我欲，斯仁至矣。’我欲为孔孟，则日夜孜孜，惟孔孟之是学，人谁得而御我哉?若自己不立志，则虽日与尧舜禹汤同住，亦彼自彼，我自我矣，何与于我哉?”。

　　他认为人如果能立志，那么他就可以为圣人，做豪杰，就没有什么不可以做到的了；如果一个人没有志向，那么虽然天天与圣贤豪杰在一起，但最后可能还是圣贤终归圣贤，豪杰终归豪杰，自己仍是自己，就会“与自己了无干系”。

　　在写给好友刘蓉的信中，曾国藩更加明确地表示了自己的宏图大志：“国藩既从君子后，与闻末论，而浅鄙之资，兼嗜华藻，笃好司马迁、班同、杜甫、韩愈、王安石之文章，日夜以诵之不厌也。故凡仆之所志，其大者盖欲行仁义于天下，使凡物各得其分；其小者则欲寡过于身，行道于妻子，立不悖之言以垂教于宗族乡党。其有所成与，以此毕吾生焉。其无所成与，以此毕吾生焉。辱知最厚，辄一吐不怍之言，非敢执途人而断断不休如此也。”显然，曾国藩所立之“志”是其大者，即“欲行仁义于天下，使凡物各得其分”；但同时也不放弃其小者，即齐家旺族。纵观曾国藩的一生，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他确实实现了其所立之“志”。“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曾国藩有此信念，加上他自身的勤奋、坚忍和机运，使曾国藩成了清代“中兴之臣”。

　　在曾国藩看来，“立志”即“换骨”之“丹”，就象极为灵验的神药，可以使一个一般的人脱胎换骨，变成另外一个志存高远的人。既然“立志”即“丹”，那么，“丹”之“主药”是什么呢?曾国藩认为，“主药”就是读书。读书可以增长知识，增长知识是为了使自己的人格和品行得到提升。但这一切又以立志为基础，同时，又是为了更好地更高地立志。所谓读书可以养气，就是这个道理。因此，曾国藩自身对读书持之以恒，要求兄弟子侄也要如此。他说：“吾不望代代得富贵，但愿代代有秀才。秀才者，读书之种子也，世家之招牌也，礼义之旗帜也。”也就是说，在曾国藩看来，要立志，立大志，读书是最好的途径；就是读书本身，也要立志。他说：“盖十人读书，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有志，则断不甘为下流。有识，则知学问无尽，不敢以一得自足，如河伯之观海，如井蛙之窥天，皆无识者也。有恒，则断无不成之事。此三者缺一不可。诸弟此时惟有识不可以骤几，至于有志、有恒，此诸弟勉之而已。”

　　曾惆藩认为志向可变，但“本志“不能变。人的志向不是一次就能立定下来的。因为一个人要立定志向，是需要一个过程的；人的志向可能会根据不同的条件和环境进行调整。但是，每个人都会有一个最基本的志向，无论环境、条件怎么改变，这个最基本的志向一般不会动摇，这个志向就是本志。纵观曾国藩的一生，我们可以看到，他几乎无时无刻不在立志，或立志德业惊人，或立志出人头地，或立志扫平“洪杨”。但是，他“民胞物与，内圣外王”的本志并没有改变过，是矢志不移的。

　　曾国藩认为，本志不可移，并且把持之以恒看作有成无成的重要体现。他在家信中以自责的方式教导子侄说：“余生平坐无恒之弊，万事无成。德无成，业无成，已可深耻矣。逮办理军事，自矢靡他，中间本志变化，尤无恒之大者，用为内耻。尔欲稍有成就，须从有恒二字下手。”‘曾国藩以“本志”变化为“内耻”。而实际上，曾国藩并没有真正改变他的“内圣外王”的“本志”，因为他在年轻的时候就立志要成为一呜惊人的“孤凤”，要成为驰骋云霄的“蛟龙”，于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在这里，曾国藩强调的并不是他改变本志的问题，而是强调要“立志有恒”。他说：“养生与力学皆从有恒做出，故古人以有恒为作圣之基。余近十年来，亦力守一‘恒’字。”他自己自立课程十二条，悉力以赴。这十二条是：主敬、静坐、早起、读书不二、读史、谨言、养气、保身、日无所亡、月无忘所能、作字、夜不出门。曾国藩按此一生行之不辍。除此以外，他为自己编定了一个自修的课程：凡是读书的心得、人情的历练、本身的修养、诗文的创作，莫不分别记录下来。这些记录共分五类，命名为：“茶余偶谈”、“过隙影”、“馈贫粮”、“诗文钞”、“诗文章”。有心得，曾国藩就自觉记录下来，他从道光十九年(1839年)开始做诗文钞，并且开始写日记，后来基本没有间断过。从咸丰八年(1858年)六月起，更是不曾中断过一天。无论是行军打仗，还是生病卧床，他仍然照记，直到他去世的前一天止。就此一端，我们便可以看出曾国藩持之以恒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