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认为，“静”和“志”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他提出，没有“志”，心就没有“定向”，心没有“定向”，那么，就不能“静”，不能“静”就不能“安”，“其根只在志”。因此，曾国藩所主之“静”，在更大程度上，是一种修身之道，作为一种养生之道，曾国藩也有“静坐”的主张，但那不是主导。曾国藩在自己不断修练的过程中，同时也把“主静”这一理念传之家中。但是曾国藩把他所主之“静”和佛禅的“人定”区分开来。

　　他所说的“静”不是佛禅的无所作为、毫无生机的枯坐或寂照，而是孕育着生机和发展的“静”。他强调必须用心去体验“静”中的“动”，所谓一阳初动，万物由此生长，才可以说静极，可以说喜怒哀乐还未生发，才是寂然不动之体。不然的话，一味求静，心如死灰，自认为是静，实际上生理的机能都丧失了，这不叫静，一旦遇有外在的干扰，心又会开始浮动起来。“静”是一种功夫，看似静，其中却又孕育着万物生机，这是要通过细心体味才能感受到的。

　　对于动静之关系，曾国藩也作出了深入思考。他认为，从因为戒惧而约束自己，以至于在至静的境界中，没有什么偏颇，内心之操守不失，则达到了“中”的境界，天地由此立位，此种绵绵不息的样子，就是由动而到静。而从“慎独”而精进，以致在待人接物方面极少差错，没有不合适、不正确的地方，则达到了“和”的境界，万物南此化育，这种肃穆之象，是由静到动。从静到动，有神在那儿主持；从动到静，有鬼在那儿司察，动静之间的这种循环往复，靠“敬”来加以贯穿。

　　动静可互相转化，这是曾国藩对动静的一种哲学的思辨，正是有了这种思辨，曾国藩很好地掌握了动静之间的关系，动中有静，静中寓动，动静之间他游刃有余。从实际的为人处事着眼，曾国藩认为要做到静，首先要将一切事物看淡。清静淡泊，将世间万物尤其是名利之心抛开，才能解脱一切烦恼的束缚，得以逍遥畅游人生。他告诉兄弟子孙，声名富贵，皆由天定，不得勉强，要“一概淡而忘之”。虽然，从鬼神司主到悉由天定，曾国藩表现出一种“宿命”、“天命”思想，但是，动静互动观以及不要过分看重名声富贵的思想还是有其合理的内核。

　　曾国藩把“静”看成是养心的一种重要的手段和方法，同时，也把它作为一种保养身体的一种重要方式，在这方面，他认为“心静胜神医”。当然要“以志帅气，以静养身”，执之以静，养身与养生便可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