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作为“精神上的助产±”，苏格拉底对柏拉图的思想有很大的影响，经济伦理也不例外。苏格拉底说：“我们的需要越少，我们越近似上帝。”柏拉图的财富观正是受此影响而形成的。

　　首先，柏拉图承认“人人皆知财富是个巨大安慰，而且人人爱钱是因它所具有的有用性。”在此基础上，柏拉图将财富分成三个等级：第一等是精神财富，第二等是肉体财富，第三等是物质财富。他认为把追求物质财富放在第一位是个人和城邦招致祸害的根源，这正是孔子所谓“放于利而行，多怨”的真意。在柏拉图看来，财富与贫困都有恶的后果。财富将导致奢华与闲散，贫困则造成举止的低劣。因此，他认为一个有理智的人，在追求财富上应当“注意和谐和秩序的原则”。

　　其次，柏拉图认为各个阶层对待财富的态度应该不同。对统治阶级来说，要把私有财产从他们的生活中彻底清除，这是柏拉图财富思想的基石。在理想国中，统治阶级即国王和护卫者“除了绝对的必需品之外”不得有任何财产，他甚至认为在“一个安排得非常理想的国家，必须妇女公有，儿童公有，全部教育公有”。而对被统治阶级来说，却并不要求其放弃私人财产。他的理由是“统治阶级如果嗜好金钱与财产，他们必将腐败。而生产阶级成员就其本性而言必然有此嗜好，将不会急于篡夺统治者的位,置，因为这会妨碍他们积累财富”。被统治阶级的责任和价值就在于供应统治阶级以生活资料，以使这些人专心治国，这样才能达致城邦的最大善。

　　由此可见，柏拉图的“理想国”宛如一部精心设计的庞大机器，个人不过是其中的部件，为机器的运转而理智行动，其中的理性色彩可见一斑。

　　孔子的财富观主要表现为众所周知的“义利之辨”，而孔子的“义”大致类比于柏拉图的“精神财富”，“利”则相当于柏拉图的“物质财富”，关于“义利”的关系，二者的观点如出一辄。

　　首先，孔子认为，君子“义以为质”，“义以为上”“。他优先考量“义”，认为这是君子与小人的重要区隔。具体又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孔子虽然“罕言利”，但他并不概否定利。他在肯定人性“欲富恶贫”的心理前提下，承认满足欲望的合理性、正当性。他说：“富而可求-rE，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第二，倘若不能获得富贵，或者必须通过“不义”的手段才能获得，那么孔子则主张“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这便是著名的“孔颜乐处”，表达了孔子安贫乐道的豁达心境。从这一点来看，孔子的“义利之辨”并不是抽象的道义论断，因为他提倡在“有道”的时代，“君子”应该努力实现“富且贵”。这不仅是正当的，而且是必要的。

　　其次，与柏拉图类似，孔子对各个阶层财富观的具体要求是不同的。就国君而言，孔子认为应该只言义而不言利，“为人君，止于仁。”“国君乃天下财富的最高所有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所以“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国君的利就是义。就各级官吏而言，孔子主张不仅言义，而且言利。因为，“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官吏需要依靠俸禄来养家糊口。然而，官吏求“利”必须合乎道义，即君子“仕则不稼”、“不尽利以遗民。”就一般的平民而言，孔子主张求利、致富，但同时又要为他人着想，“富而好礼”，“富而好仁”。

　　由此观之，孔子和柏拉图的财富观具有极大的相似性，他们都认识到“义‘利”的分离是冲突的根源，于是都试图通过重新整合的方式实现社会秩序的合理化。当然，二者所诉诸的途径是迥然不同的。孔子试图利用周礼，利用传统风尚这种惯性力量，实现其重整现实社会秩序的政治理想，这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社会秩序重建的成本。从这个角度看来，孔子的义利思想是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因而成为历代统治者稳定社会的有力思想武器和政治原则。而柏拉图却妄图通过“至善”理念的指引获致社会的整合。相对于孔子财富观的政治实用性，柏拉图的思想则更多地显示出一种精神理性。在后者看来，人的思想和行为必须完全服从“至善”理念的指引。

　　这种思想上的超越性，使他的财富观最终进入宗教神学的窠臼，“理想国”成了彼岸世界的同义语，这是对苏格拉底理性观念的某种偏离和违背。而其学生亚里士多德则克服了柏拉图思想中的这种乌托邦色彩，使苏格拉底阐发的理性精神复归正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