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本心即道，循而行之”的认识论
　　在认识论上，与其他心学家一样，袁燮同样讲求以内省的方式提升道德修养。相对于陆九渊，袁燮讲求的道德修养方法和途径趋于平实、具体，有调和朱、陆的倾向。与道学家所讲的“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格尽万物以求天理”的方法不同，陆九渊讲求的是“易简功夫终久大”的修养方法，强调整体的彻悟，强调“先立乎其大”，以“发明本心”。朱熹理学的出发点是格物致知、循序渐进，陆九渊心学的出发点是发明本心、洞悟整体。袁燮讲求的修养方法在承接陆九渊“发明本心”的基础上，也认同朱熹循序渐进、持敬渐修的原则和修养提升方法，认同他所讲的学者应该具有勤奋精神和虔敬态度。此外，袁燮同样很重视读书，认为博览群书是为学的一件大事，“圣人之所以为圣，只有一个勤，才不勤便有间断，才间断便有过失九仞之山欠了一篑，便不成这山，十分功夫欠了一分，岂能至于圣”这些论述已经渗透了朱学的一些意味。

　　二、袁燮的政治伦理思想

　　袁燮曾长期在基层为官，对民生疾苦和军国大事都有深刻的见地，作为心学家，他的哲学思想也渗透到其政治实践中，其心学指导下的政治伦理思想值得学界探究。

　　1．“顺民心、得民心”的民本观
　　袁燮的政治伦理思想中最突出的便是他的民本思想。袁燮强调统治者为政必须先“顺民心”、“得民心”，这也是他政治理论和政治思想的出发点。《絮斋毛诗经筵讲义》序说：“上以树君德，下以励臣节，穷源推本，尤在于顺人心。”关于“得民心”，袁燮说：“人之为政，悦人心于一时者易，得人心于悠久者难。”“人纯乎天，发而为政，皆与天合。以我之心，感民之心，民之不能忘，由我之不可忘也。”

　　“以民为本作为中国历史上的文化现象，主要体现在为政者对待民的态度上，讲的是为政者要仁爱民众，理顺民心，赢得民心，实际上就是讲如何勤政爱民的问题。勤政爱民构成了民本文化的核心内容。”而在具体的政治实践和操作过程中，勤政爱民最核心、最重要的伦理导向就是统治者常怀爱民之心，以民生为念。这在袁燮“顺民心”、“得民心”的民本观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如袁燮非常强调统治者“仁”的精神。他指出，统治者要顺应天心，人君爱民是顺应天道的表现，“人君之仁民，必如天之无不爱可也”。在袁燮的奏疏和文集中常常流露出对广大下层民众奔波劳顿、生计艰难的生存现状的深深体恤和忧虑。平和之年，袁燮提醒君主不要为京城周围物阜民丰的繁盛景象所迷惑，要想到远方还有无数的困顿民众需要救助，“都城之内，财货疏通，米价至平，闾阎熙熙，远过曩El，民生似已安矣。而远方之民，凋敝乎财赋之烦，愁苦乎刑戮之惨，虽当丰岁，犹不聊生，则难以谓之举安”。

　　饥荒之年，面对饥民的悲惨境况，他上书皇帝，指出赈济灾民为当前急务，是安定民心、施行仁政的重要措施。同时袁燮更深刻地体察到，赈济灾民也是维护社会稳定、防止社会动乱发生的重要措施，他以东晋末年流民李特李雄的动乱为例，“昔者东晋之末，李雄李特之流，初起不过流民，寝盛空能据蜀，监观往事，可为寒心”指出赈济灾民、关心下层民众的疾苦至关重要。他对流民可能引发的社会动乱问题深怀担忧，并对救灾物资的来源作了充分的论证，他规劝人君：“我朝内帑之储，本为凶荒之备，耗于侈用，诚为可惜，所宜特发睿断，申敕攸司，止绝他费，专以救荒为急，推广天心，大施仁政，则垂绝之命续，而作乱之萌折矣。”

　　在提及酷吏对民众的压迫时，袁燮规劝统治者要注意改善吏治：“吏贵乎廉，而贪浊者众；吏贵乎良，而残酷者繁，或催累年积欠，鞭篓不止；或借朝廷威令，罗织无辜，此百姓所以不堪其苦也，陛下能尽知乎?”他在多篇奏疏中都提醒君主注意民生境况，大行仁政，可谓用心良苦。这些言论也构成了袁燮“顺民心”、“得民心”的民本思想的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