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以德、仁治天下”的君道观
　　“德”和“仁”是袁燮君道观的核心。
　　与历代儒者相似，为了规劝君主，袁燮在君主之上引入了“天”的概念，以“天”之精神为坐标，规正人君的行为。只是在袁燮的概念里，“天”是和“民”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实际上，上合“天心”也就是要下合“民意”。他说：“臣闻人君之德，莫大于敬天，尤莫大于法天。盖法天者敬天之实。宅天位之尊，精神运用，形见于天下者，无往而非天，是之谓敬天之实。徒日敬之，而不能法之，亦犹心慕其人，不知效其所为。”君主最重要的品德就是顺应天意，仅仅心领神会还不够，还必须把这些理念付诸具体的政治实践。“天”作为最高正义和真理的化身，在这里具有了绝对的价值评判意义。袁燮以“天”之精神作为政治伦理的最高坐标，在用人、纳谏、吏治和裕财等各个方面对君主谆谆善诱。

　　在德治方面，袁燮非常强调君主个人的道德修养，他认为君主“宅天位之尊”，必须注意完善个人的道德修养，只有这样才能树立自己的权威和形成强大的感召力。他这样讲道：“明主精神在躬，运乎一堂之上，而普天之下，事事物物靡不精神也。岂非帝王之盛烈欤?”这里所强调的就是君主在精神方面对民众的巨大感召作用。

　　袁燮非常看重人君广开言路、纳谏兼听的精神，同时他认为这也是君主认识是非得失、了解臣下、区分贤佞、正确用人的重要途径。嘉定六年(1213年)后，袁燮开始在朝中为官，期间他屡次上疏宁宗，规劝君主纳谏兼听，了解世情：“陛下欲周知是非得失之实，要在勤于好问。”“勤于好问，实帝王之盛德_(袁燮认为君主只有勤政好问，才能真正了解当前的时事形势、民生疾苦和吏治状况，也才能在了解实情的基础上采取有力的施政措施。正如其所言：“陛下诚能自今以往，有疑必问，咨访宰执，日益加详。至于从臣之献纳，一谏之奏陈，百官之疏对，监司郡守之升殿者，人人咨访，究其所蕴，必将披沥肝胆，效其忠诚，而事无巨细，岂有所不知哉?”

　　3．“磨砺进取求统一”的军政观
　　袁燮的政治思想和伦理思想中始终进发着积极进取的奋发精神，他曾这样勉励君主：“臣愿陛下毋以宽裕温柔自安，而必以发强刚毅相济，朝夕警策，不敢荒宁，以磨厉其精神；监观往古，延访英髦，以发挥其精神。日进而不止，常明而不昏，则流行发现，无非精神矣”这种奋发精神又集中体现在他期盼国家南北统一的政治观中。“独以振兴恢复之心望其君”是袁燮政治观的突出特点。袁燮曾这样感叹：“呜呼!处今之世，何可一时一刻，不以边事为念乎?”面对国家残破、金兵压境的危难局面，袁燮对国家前途表现出了深深的忧虑。他在奏疏中这样提醒宁宗：“陛下视今日之势，安耶危耶?强耶弱耶?如其安且强也，虽方盛之强邻，犹乡风而慕义。今者蕞尔残金，犹敢肆其恣凌，则中国之不安不强，亦已甚矣!舟漏而不窒，室欹而不扶，将若之何?此臣所为夙夜懔懔，食不甘味，寝不安席也，陛下可不深念之哉!”他认为南宋君臣应该自强不息，以恢复国家统一为第一要务。他强调君主在国家危难之际要有自强不息的“刚健”之心，呼吁南宋君臣“法天行健，磨砺精神，破庸人之论，以强中国之势”。

　　袁燮属于主战派，主战但不盲目，具体到边患的应敌策略上，袁燮有一套切实可行的思路。他认为在边患问题上，充分的准备是至关重要的：“惟事事，乃其有备，有备无患。”他提醒宁宗：“臣窃惟当今之务，备边为急，要当精讲而熟计之然则今之边防，岂可有一事不备乎?”2H首先，他指出内帑的重要性不可忽视：“国朝之有内帑，所以为军旅凶荒之先备也。””丰厚的军财储备是应敌最基本的保证，君主必须高度重视，加以爱惜，“此内帑之储，所以不可不爱惜也”。其次，在上疏宁宗的《谕边备札子》中，袁燮就边备中存在的重大疏漏作了充分的论证和翔实的提议，这些疏漏涉及到了作战时机的捕捉、君臣上下对边患问题意识的统一、对敌人优势劣势的把握，以及军纪严明的训练、士兵的培养等各个方面。缜密可行的对敌军事策略，从战略到战术的严密构架，都显示出袁燮有勇有谋的军事思想和“磨砺进取求统一”的军政观。

　　在斗志和思想上，袁燮这样勉励君主：“思天变之可畏，惧国势之将危。无一日不修攻战之具，无一日敢忘侵侮之耻，选择将帅，如恐不及，练习士卒，常若寇至，而绝口勿言通和，此则帝王之雄略也!”其言之切、情之深，字字句句无不浸染着强烈的民族精神和“磨砺进取”的忧患意识。

　　三、结语

　　综而观之，袁燮的哲学思想和政治伦理思想是密不可分、相辅相成的。哲学思想是其政治伦理思想的心学指导，政治伦理思想则是其心学思想在人世时的实践表现。无论是袁燮的哲学思想，还是政治伦理思想，都渗透着浓烈的忧国忧民意识和强烈的民族精神。只是由于时代的局限性，这些思想的精髓并没有为昏庸的当政者所领悟。但是，作为一代名儒，袁燮积极人世、关心时政的优秀品质依然值得我们称道和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