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行政道德修养注重实践性

　　孔子在行政道德修养上强调为政者“志于学、志于道”，把“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作为其处世准则，处处约之于“礼”，时刻不忘“克己复礼”，视弘“道”和天下归“仁”为己任。其最大特点之一就是坚信“为仁由己”、“吾欲仁，斯仁至矣!”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充分肯定人的主观能动性，并把追崇的“仁”和弘扬的“道”努力躬行，致力付诸“实践”(指为政者个人行政道德修养方面的践履、笃行)。

　　孔子特别注重为政者的个人修养、主观践履，认为读书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为政治国，出仕的宗旨是为了弘“道”、践“仁”和行“义”。孔子曾言：“士不可以不弘毅”(《泰伯》)；学而优则仕、不仕无义；“君子之仕，行其义也”(《微子》)；“躬行君子，则吾未之有得”(《述而》)。他强调对行政伦理和道德的认识应努力在为政治国的过程中自觉地躬行，认为只说不做、言行脱节、知而不行者是道德虚伪，毫无实际的道德价值可言。

　　所谓：“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宪问》)；“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L2(《里仁》)；“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里仁》)；“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孔子世家》)。他还提出“修己以敬、以安人、以安百姓”的躬行主张，把为政者的道德修养和安人、安百姓的政治使命紧密结合起来。

　　孔子虽把学与思作为重要的修养方法，认为“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子张》)，但他更强调学不是将人引向智者的思辨，而是要求“君子学而志其道”(《子路》)，即通过学习把握“道”，修身养性以行其“道”，去推行济世抱负：“仁以为己任。”(《泰伯》)就连培养弟子的落脚点也是为政治实践服务的，他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子路》)书读得再多，若派不上为政的用场，这样的学习是无用的。孔子提倡“躬行君子”，反对夸夸其谈、阿谀奉承，认为这种人没有仁德：“巧言令色，鲜矣仁。”(《学而》)主张“言必信，行必果”(《子张》)，“先行其言而后从之”(《为政》)。

　　孔子选拔人才的原则也是“听其言而观其行”(《公冶长》)，要求“士志于道”、“志于仁”(《里仁》)，“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泰伯》)可见其反对消极避世，提倡积极用世，以“知其不可而为之”(《宪问》)的执著态度去推行自己的济世主张。并进而提出了“杀身成仁”(《卫灵公》)的豪言壮语，既体现了为实现道德原则而献身的大无畏精神，又把“成仁”落实到了政治实践上。在践行社会规范——“礼”上，他也要求为政者日日“克己复礼”，处处约之于“礼”，努力把自己的一切言行都纳入“礼”的轨道，使自己成为“立于礼”、“知礼”、“事礼”、“崇礼”的君子典范。

　　三、行政人格具有双重性

　　孔子伦理思想中的理想行政人格多指君子人格，它是智、仁、勇三者的结合。“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子罕》)，是一种道德化的人格。他在《里仁》篇中反复说：君子“志于道”；“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君子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体现了他对君子人格的希望和要求。

　　孔子的行政人格具有两重性：一是行政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即所谓“为仁由己”；“吾欲仁，斯仁至矣!”“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卫灵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