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认为行政人格的塑造需经以下几个步骤：首先是“行己有耻”，这是道德自律的前提。其次，注重内在的修养，强调学和思结合，只有“内省不疚”，方能“何忧何惧”。再次，在道德实践中“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不惜为“仁”舍生忘死，表现出封建士大夫的一种深沉而崇高的行政人格。关于行政道德人格的主体性的论述，是孔子行政伦理思想中最有价值的部分。《子罕》篇载：“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这些关于行政人格的名言警句，作为一种极大的精神力量，在中国历史上影响和培育了无数重气节、有骨气、富有牺牲精神的志士仁人，谱写了无数道德力量的悲壮赞歌。

　　二是行政主体的客观制约性。孔子在提倡行政人格主体性的同时，又主张对它进行框范和限制。他主张君子处世“度于礼”l5(《哀公十一年》)，“约之于礼”(《泰伯》)。《礼记·表记》曾载孔子谨记：“唯天子受命于天，士受命于君”，因此他恪守：“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季氏》)“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尧日》)用“天命”、“大人”、“圣人之言”和“礼”来约束行政人格，最终使行政人格窒息在“道德”的压抑之下，成为道德的“牺牲品”，到后来朱熹把它发展为“存天理，灭人欲”的信条。行政人格的客观制约性，根源于孔子行政伦理中“礼”对“仁”的制约，如《颜渊》指出：“克己复礼为仁”，强调只有视、听、言、动等一切言行都不违背礼才称得上是“仁”。就连作为“仁之本”的“孝”也是受礼约束的：“生，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为政》)这些都反映了宗法专制对行政主体的桎梏。

　　行为上的节制和精神上的压制，造就了孔子行政人格的双重性。作为“道”的倡导者和理想人格的代言入，孔子表现出崇高的精神境界，有着“天生德于予”(《述而》)，以致“杀身成仁”的强烈使命感，可心灵深处又保持着对君主深沉的敬畏和眷念。《孟子·滕文公下》曾载孔子“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孔子力求“道”与王权的统一，但实际上却导致了对王权的服从和恭顺。《水浒传》中以宋江为首的梁山好汉因“忠义”两字的束缚而最后接受北宋王朝的“招安”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四、行政伦理规范突出情感性

　　从现代行政伦理学的角度讲，行政伦理的规范作用，是由外在的道德评价作用于行政人员内在的道德情感来实现的。孔子行政伦理思想有强调道德规范和自然情感统一的一面，突出了道德规范的“情感”性，将亲情高于一切。如《阳货》篇中谈到“三年之丧”时说：“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认为“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故“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这就把对君子“三年之丧”的伦理规范看成是“食旨不甘，闻乐不乐”情感的外化，视为“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的亲子之情的自然表达。这种孝敬的精神固然可敬，但这种“家事”重于“政事”、“孝”重于“忠”的价值取向，浪费为政者的为政时间姑且不说，荒废政事造成的损失则不可估量。在论述孝顺父母和忠于君王的关系时，他指出：“孝慈，则忠。”(《为政》)“出则事公卿，人则事父兄”(《子罕》)；“在邦无怨，在家无怨”(《颜渊》)，将家庭伦理规范政治化。“父母在，不远游”，到远处为政任职也是有损“孝”道的，这样就把人束缚在固定的区域和人群中，限制了其充分、自由、全面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