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德尔的第三个反驳认为：“依据政治自由主义所提公共理性的理想，公民们不会通过诉求于他们的道德理想和宗教理想，来合法讨论根本性的政治问题和宪法问题。但这是一种不适当的严格限制，它会使政治言谈贫困枯竭，并排除了公共慎思的许多重要问题。”

　　的确，罗尔斯认为在根本性政治问题上，由大全教义给定的那些理由永远也无法进入公共理性，但如果把来自大全教义的支持一概抛开，这种高度排他性的情况得以成立的条件却相当苛刻。它需要社会是秩序良好的社会；其中成员意识到：合情理大全教义间形成的牢固的重叠共识不为任何深度争论所动摇；政治观念的价值为人们所熟知，且公民通过请示这些价值的方式清楚地表达出公民对公共理性理想的尊重；而且人们除了日常动机外，对其他考虑没多少兴趣。可是这种条件实际上很难达到，现实中我们往往在一个近似的秩序良好社会中，在应用某一项正义原则时总产生严重分歧，而且多元的大全教义间也会彼此反对，互相置疑对方对于根本性政治价值的忠诚程度。因此公民在这种经常性的不完美环境中，如果想强化公共理性的理想，就得允许他们引入各自的大全教义来支持公共理性的工作，现实中更多情况需要公共理性以包容性而不是排他性态度才能应用。

　　因为现实情况对包容性的需要，所以罗尔斯认为只要我们能适时地给出适当的公共理性，以支持我们的大全性学说所能支持的原则与政策，那么就可以随时把大全性学说引入政治讨论，他把这种要求称为“附加条件”(proviso)。而且认为在满足附加条件的前提下，将宗教或世俗学说引入公共政治文化，并不会改变公共理性证明的正当性和主要内容。这些进入公共政治领域中的大全教义同时也具有了积极的意义，避免了表面上不使之进人情况下实际上又不得不让其进入所带来的消极影响。

　　对此罗尔斯以废奴运动时期林肯与道格拉斯之间的争论为例进行了论证，可是在桑德尔看来，道格拉斯当年的论证恰恰是站在了政治正义观念的基础上，对大众主权进行了有力的论证，而林肯的反驳却诉诸宗教和道德，把奴隶制看成一种不义之举来进行处理。林肯与道格拉斯的争论要点在于：为了达成政治契约，是否应当将一种道德争论悬置起来?道格拉斯认为应当，而林肯认为不应当。可是在当今的自由主义者不约而同地反对道格拉斯的做法时，若按照他们关于政治正义观念的看法，他们又如何解释在论证政治权利时对大全教义诉求的行为?罗尔斯想到了一种解脱的方法，他指出：这是由于在满足了附加条件的前提下，引入大全教义来支持公共理性的论证。可桑德尔却将这种变通评价为：“在一段奇怪的文字里。罗尔斯谈到废奴主义者，他宣称，尽管他们反对奴隶的论据是宗教的，但并不违反自由主义公共理性的理想。他解释说，当一个社会尚未形成良好秩序时，为了建立一个在其中公共讨论只按‘政治价值’进行的社会，求助于完备性的道德是必要的。”

　　但是对桑德尔的评述，按罗尔斯观点来看，则恰恰是忽略了两个关键点：一个是具体历史环境，当社会处于非良好秩序状态时，所以使用公共理性的包容观点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另一个关键点则在于：林肯引用宗教道德观念的目的并不是想达到政教合一，而是为了重建政治正义，所以其言论也并不能算是庋对公共理性，也不存在让大全教义充当政治观念基础的趋势。道格拉斯虽然表面上站在政治正义一边，可是在那种特殊的环境下，政治正义已经明显地遭到破坏，再维系一个大众主权的空架子，实际上是对正义核心的损害。借助宗教和道德观念来反对奴隶制，同时又在保护宪法根本和平等自由，而并不因此就转向政教合一，鉴于这种显见情形，所以“林肯的观念肯定是合情理的(虽然不是最合情理的)，而道格拉斯的观念则不是。”

　　因此，在非理想状态下，只要在根本上坚持政治正义观念，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并不反对引入大全教义来支持公共理性，而且这样做也并不会影响公共政治世界的独立性，桑德尔一方面指责政治自由主义没有诉诸大全教义而显得单薄，另一方面又在政治自由主义诉诸大全时指责其违背了自己的原则，实则是对罗尔斯的一种误解。

　　通过以上对罗尔斯公共理性思想的介绍，以及他与桑德尔争论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到，为了在独立政治世界中维系有效的正义原则，公共理性成为不同价值观念的人们间达到相互理解的重要交流工具。与此同时，正是因为有来自社群主义的攻击，才使罗尔斯进一步完善他的思想，形成了以独立的政治正义观念为基础，以公共理性为手段，并包容来自相关大全教义的支持，最终构建起一个政治自由主义下的完整的社会正义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