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普世伦理的深层障碍

　　一方面，西方普遍主义的“现代性”遮蔽了对全人类命运的真实关切。“现代”在发生学意义上是指区别于过去的现在，与现代社会伴生的“现代性”立足于对旧的神圣世界的挣脱，致力于新的自主理性世界的构建，自产生之日起就带着生成性的色彩，因此，现代性的概念一直难以清晰界定，“现代性”至今仍在辩证地否定、肯定与生成，“现代性的标志是冲突，它有待于被叙事，而不是被定义”131o在启蒙时代，人类相信依托理性的力量可驱散遮蔽着人类的无知与迷信，人们从此即可获得道德和精神的改善与进步，从而生活得更加幸福。从此，理性的进步统领了一切，然而理性，尤其是工具理性的进步，并没有化解人类所有的难题，反而置人类于新的困难与新的危机之中。例如，人口的急剧膨胀，自然资源的耗竭，生态平衡的破坏等等，科技这一双刃剑无情破灭了人类依托技术理性获取自由与解放的渴望，如海德格尔所言，人借助技术理性从物理学的强制中摆脱出来，却没有获得自身的完全解放，而是陷入了一种难以名状的困境中。在理性变异所导致的科学主义和普遍主义的引领下，历史合目的性成为现代性的世俗注解。这种功利主义的现代性带来的是人对自然的无尽索取，资本的无限扩张，政治领域科层制的僵化，生产领域机器对人的占有，以及消费观念对人的创造能力的压制等等。人类终于在自身造就的貌似“进步”的神话的重负下喘不过气来。

　　另一方面，现代生活和现代社会向“俗务的实践性退却，同时伴随着观念领域的世俗化退却”脚。人类自我中心主义带来了现代性道德价值的迷失。概言之，时空置换为虚无，主体置换为个体，共生置换为主宰，权利置换为物欲。诗人艾略特“我用咖啡勺一勺一勺量走了一生”，道出了现代时间经验的空洞性、机械性、虚无性的恐惧。人类在生存意义面前迷失。“人的出现，在近代以两种实践形式同时发生，一方面是摆脱教会的绳索，一方面是对自然的主宰”【引，现代性的一个主要哲学特征是把人放在世界的中心，人成了万物尺度，这与中世纪盛行的以神为中心的世界观恰好相反，人成为“主体”，成为一切知识的源泉，万事万物的主宰，发生的一切必须以人为参照。人与自然的共生被置换成人为自然立法，自然从人类赖以生存的根基转变为被征服、被控制的对象。唯智主义的追求遮蔽了人类观望自然的价值、权利的视野。古希腊形成的“知识即美德”转换成“知识就是力量”，知识与德性已然分离，“凡人的幸福”膨胀为“想与上帝齐驱并驾的普罗米修斯式的欲望”，人们仅仅满足于自己的理性能力，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理性可以洞悉自然的一切奥秘，人们的自大进一步延伸为聪明的“理性”生活与醉心于私人利益的算计。当“自然法被改写成人的自然权利”、“政制……不是符合德性和正义这一古代的最高的自然要求，与身体相关的自然权利取代了超验的善、正义和德性成为政治社会的基础和标准。”当“权利历史性地突破了先前自然秩序的障碍，而获得绝对的膨胀的自主”，人们日益沉溺于无限膨胀的物欲中，正义、人格、良知等属于人的神圣的东西El益成为追求名利的手段，权利和地位也日益成为腐败、堕落的象征。

　　三、普世伦理的言说前提

　　诚如法国学者施怀哲所言，只有当我们再度获得一个强大而有价值的世界观，并且在其中找到强大而有价值的信念，我们才能再度拥有产生新文明的能力。普世伦理的价值观念本身并不是由“西方”垄断，更不能由“西方所界定”，它只能是一个共享的、开放的、批判的和自我批判的话语空间和主体交往空间，只有把自我与他人同时视为生活世界的参与者，非西方国家才能作为世界历史的主体，(而非仅仅是客体)，避免简单化的“普遍与特殊”、“自我与他人”“主观与客观”的对立，从而在一种辩证思维中，在一种新的比较的视野里，在一种新的普遍性概念层面上把握全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