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共生的整体：普世伦理的现实根基

　　人类对无限的追求应该表现为对终极实在的理解和敬畏，并进而表现为对德性和精神境界的不懈追求。罗马俱乐部报告指出，人类目前突然面临的人口危机、环境危机、粮食危机、能源危机等等，是一场全球性危机。与过去的自然灾害不同的地方在于，现在的危机是人为的，人类首先要转变自己的价值观念，梅罗萨维奇等人指出，要发展一种“新的全球伦理学”，包括：发展一种世界意识，使每个人都认识到自己是世界大家族的一员；发展一种使用物质资源的伦理学，使人们不以浪费和丢弃为荣；发展一种对待自然的新态度，其基础是与自然协调而不是征服自然；人类为生存下去，养成一种与后代休戚与共的习惯，并准备以牺牲自己的当前利益去换取后代的利益。在此意义上，反对人类中心主义与西方中心主义并不是贬低人的尊严和地位，而是要求各物各显其本性。对西方式现代性加以拆解、修复与颠覆的各种消解手段，如若依旧背离人类作为共生的整体，无视人类共生的需求，最终将无益于问题的解决，而只能是在普遍伦理面具下重蹈实践狭隘道德观念的覆辙。

　　(二)共生的需求：普世伦理的言说前提

　　诚然，在多元伦理文化背景下，开启普世伦理存在着很大的困难，道德普遍性与特殊性关系的处理始终是问题的关键，也是实现普世伦理的方法性难题。中西伦理有其生成的特定社会文化传统与历史背景，而形成迥然相异的特点，例如，中国伦理的着力点是对社会的适应，西方伦理则侧重于对社会的改造。但在开放的视阈下，统一并非绝然排斥差异，相反，差异的统一来自于多元价值、多重声音的对话与共识，这一对话与共识的达成取决于共生的需求，“只有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我们能够谈一个普遍的道德，亦即，就所有人的本性和生活条件中都存在着某些基本的相似而言，就健康的生活将要求某些普遍确实的基本条件而言。”这一共生的共同需求决定了不同文化间有着对话的基础与可能，不同文化传统的真正融合开始于相互理解，真正的相互理解才能产生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的平等对话。

　　现代性的批判视野，使人类文明重新审视存在本身与生命意义，在一个日益缩小的地球和日益扩大的人类交往范围内，共同面对这一变化历程所带来的“同”与“异”、“分”与“合”、“存”与“亡”、“兴”与“衰”，为此，普世伦理需要关注视阈的转换，既需要西方的自识同时也需要非西方的自我认同；既需要把他已视界由对立转为融合；更需要把普遍特殊由对抗化为共谋。只有在这一普遍与特殊的辩证视野下，才能在多元道德文化谱系开启普世伦理的言说，让对于普世伦理的思考真正成为全人类命运的真实关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