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可信的，因为它存在一个难以自圆其说的矛盾：如果个别物的存在个体本身就是不正义，那么产生这些个别物的始基便是不正义的根源了；又，如果不正义是脱离了始基，那么为什么返回始基又是惩罚呢?古谢伊诺夫和伊尔特利茨写道：“我们认为，对箴言的另一种解释更接近真理，按照这种理解，公正同无限定这个物质性的、起源性的世界始基相符合。这样，个别物的‘不正义’(罪孽)就不在于它们脱离了始基，而在于在这个脱离过程中它们从原始的公正倒退了。个别物在自己　身上不充分地、部分地体现出共同的本质。它们超出了为它们规定的限度，超出了为它们规定的存在范围。”[3](P29) 

　　我认为，正义(dike)在这里具有一种本原性的力量，对它的理解提供了我们邻近哲学之始源性本质的通道。正义这种力量不是个别物对个别物的暴力，而是一种维持整体的平衡与和谐的力量。个别物之所以不正义，是因为它们相互之间在脱离了本原后处于相互对立和相互冲突之中，每一个都试图战胜另一个。如果没有本原的正义，这种冲突就将毁灭世界。所以，“无限定”就是公正，它作为本原(也就是作为一种特殊的优先性)　保证了一种持久的平等秩序，这种秩序建立在个别物的关系的相互性上，它高于所有个别物，迫使它们遵循共同的法则。 

　　基于这种分析，我认为阿那克西曼德在这个箴言中主要是要表达一个关于“存在者存在”的观点，他把正义看作是组成一个统一的和谐的宇宙秩序的基础。作为“无限定”的本原最能表现正义，因此是正义的体现，因为它高于一切个别物，并能最有效地调和各个别物的冲突。“无限定”没有始基，也就是说在正义之外没有制约正义的力量。正义是为其自身而成为正义的。在这样一个宇宙中，拒绝给予那种统辖正义的君主以任何　地位，他作为个别物是不正义的。世界由一些相互对立、不断冲突的个别物构成，它们的共同本原是惟一能够代表正义的“无限定”，一切个别物被迫服从这种正义的补偿原则和报复原则，服从于一种使它们保持完全平等的秩序。在一视同仁的正义的制约下，各种个别物的力量尽管具有多元性和多样性，却能在规律的均衡运动中联合并协调起来，组成统一的宇宙。 

　　不难看到，阿那克西曼德宇宙秩序的构思并不是出于纯粹的自然科学的动机，它更多　地是要为城邦的伦理秩序建立一种宇宙论诠释的基本框架，甚至可以说是阿那克西曼德对世界新形象作出的阐释。我们可以看出这种论证的基本思路： 

　　(一)它从三个方面张开了思想论证的空间：其一，是物理层面——万物生成变化的基本原理；其二，是哲学层面——“一”与“多”的关系问题；其三，是伦理层面——‘不正义与正义的关系问题。前两个层面的论证应当看做是为最后的伦理层面的论证服务的，因为在阿那克西曼德的那个具有歧义性的箴言中，各种蕴意都是指向那个伦理核心的。 

　　(二)在个别物和本原的关系问题上，通过正义问题的宇宙学思考，他完成了哲学思维中的三个大的跳跃：其一，跳出了神话思维的宇宙学模式——这是泰勒斯开启的方向，阿那克西曼德是最早领会泰勒斯真正意图的人，他意识到泰勒斯所用的“本原”一词更多地带有社会伦理的意蕴；其二，跳出了古老的“王权”的氏族伦理的范围——他终结了让个人(个别物)执掌正义的伦理传统，他要解决的问题是要在平等的个人之间建立一个和谐的正义秩序；其三，跳出了直接道德劝谕和道德训诫的传统——与赫希阿德(劝　谕)和七贤(训诫)确立的传统不同，阿那克西曼德将伦理思考和一种新的宇宙论融为一体，这使得城邦的道德要求不再通过零碎的格言或劝谕的形式出现，而是通过对严谨的　哲学思考指向城邦的公民。 

　　(三)通过宇宙学原则对个人(个别物)和城邦秩序的关系进行了论证：第一，指明了个别(个人)在自己的存在中愈是充分地实现普遍的必然性，愈是准确地恪守总体为其规定的存在范围，就愈会由此改变个别物的命运；其二，在关于世界的必然性(正义法则)和个人存在的论述中，隐含着对正在形成的城邦新秩序来说至关重大的问题：现实的个人如何对待具有普遍效力的城邦的规范、法律和传统法则。 

二 

　　阿那克西曼德之箴言究竟向我们表达了什么?是什么东西跨越二千五百多年的年代学和历史学的距离在此箴言中向我们呈现?这些问题，或许不可能有一个众所公认的答案。但是，我们的分析至少揭示出此箴言的三个思想向度：(一)希腊思想在此箴言中展现为“个别物-本原物”的关联域，此关联域的形式即是“存在者-存在”这一早期希腊哲学之始源性的论题；(二)宇宙正义或者本原性的公正尺度是阿那克西曼德指证的穿越“个别物-本原物”或者“存在者-存在”之关联的广阔领域的基本线索，由此敞开本原正义　尺度这一早期希腊哲学之始源性的观念；(三)以此种方式，阿那克西曼德之箴言思及个别物之命运：普泛而言，思及存在之命运；特殊而言，涉及希腊人之命运。诚如海德格尔所言：“在此箴言中得到思考的‘必然性’，乃是对希腊人在命运的名义下经验为份　额之发送的那个首要的和最高的运思解释。”[1](P385)这个“必然性”隐匿着那由希腊人原始的存在经验所诠注的“生活世界”，此乃早期希腊哲学之本源。 

　　以上对阿那克西曼德之箴言的分析提供了一个透视哲学的希腊缘起的“地平线”。那么，循此箴言之道说，我们如何切近“哲学”之希腊缘起呢?进一步，我们问：“哲学”为什么出现在古代希腊?为什么出现在离希腊本土非常遥远的伊奥尼亚地区?最初的希腊哲学为什么是以自然哲学开始的，而不是像中国思想所表明的那样以社会伦理政治的思考开始?希腊自然哲学对于希腊城邦来说，究竟有什么意义?阿那克西曼德之箴言所展　示的希腊思想的知识考古层面使我们响应此追问成为可能。 

　　(一)箴言对个别物之命运的关注，是早期城邦生活或希腊人存在经验的表征，此乃“哲学”诞生之契机。 

　　如果我们设想一下这个时期希腊社会生活的基本状况和希腊人作为个别物或有限物在城邦生活中的遭遇，我们就会看到，这些最早时期的哲学家必定和更早一些的希腊七贤(甚至和赫希阿德)一样，忧虑严峻的社会问题：城邦道德状况的混乱和城邦秩序的危机。七贤的格言作为一种政治实践智慧的结晶绝不是“空穴来风”，而是对城邦“疾患”的诊治。同样，最早的自然哲学家的哲学思考，也不能主要地看作是一种文化融合的产物；从这一点来看，我认为哲学诞生的缘起主要来自城邦内部的实际冲突：当希腊本土的阿提卡(雅典)通过梭伦立法建立起一种新的城邦秩序的时候，遥远的米利都城则通过重新思考宇宙的秩序来为城邦制度或城邦的道德秩序论证。梭伦以实际立法活动，为城邦寻找出路，泰勒斯则以一种新的宇宙论思想为城邦确立精神支柱。阿那克西曼德对个别物之命运的关注无疑透露了希腊哲学的生活世界之“根”。这是两种相互依赖、互为股肱的智力运动。明乎此，我大致可作如下论断： 

　　1.希腊人是从城邦生活的视野来思考宇宙秩序的，他们发明了“本原”(或“始基”)这个重要的术语，但我们似不应将它理解成一个纯粹的自然的概念，它更多地具有社会伦理的意蕴和特质。 

　　2.远古希腊社会流传下来的神话思维的宇宙论诠释模式(包括荷马史诗中奥林匹斯神界和赫希阿德的神谱以及各种宇宙谱)是与王权统治相适应的。当王权时代结束，城邦制　度兴起，人们发现古老的代代相传的宇宙起源诗或神话并不适应变化了的城邦新秩序，　尤其是在城邦内部的力量冲突中，当这些神话思维的宇宙论诠释模式代表了已经没落或　行将消失的权力结构时，一种新的宇宙学思维便应运而生。 

　　3.米利都人有幸完成了这一思想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