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康德之后的形而上学(2)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05
澄明，并在一种非严格意义上得以“把握”。
就此而言，哲学思想的使命始终都在于对传统做出回应，也就是说，要通过
对尚能使现代性的子女们深信不疑的东西的不断深入细致的观察来掌握高级文化
中发展起来的宗教学的神圣知识和宇宙学的世俗知识。在康德之后“形而上学”
是否还有可能的争论背后，隐藏着的实际上是围绕通过批判能够领会的那些古老
真理的存在时间和有效范围所展开的争论，以及有关古老真理在被批判领会过程
中发生意义转化的方式方法的争论。
我们如果想从发生学的角度来讨论这个范围内的问题，就不如谈谈形而上学
问题和宗教问题，这样会清楚一些。因此，我并不认为我们欧洲人无需领会犹太
教——基督教起源的救世史实质，就能完全理解道德和习俗、人格和个体、自由
和解放等概念——尽管它们或许比柏拉图秩序思想中围绕着理念直观所形成的众
多概念更为我们所关注。他者是从另外的传统出发来寻找进入这些自我理解的结
构概念的丰富内涵。但是，如果没有社会化的中介，对世界上任何一种伟大的宗
教不从哲学的角度加以转化，那么，这种语义学潜能总有一天会变得无从识得；
每一代人都必须对这种语义学潜能重新加以阐释，才能保证保存下来的主体间所
分享的自我理解不会衰变。有了这种自我理解，人与人之间才能相互接触。每个
人都应当能够在具有人的特征的东西中看到自己的影子。捍卫和阐明这样一种人
性，而且不许直接把握，只许通过理论逐步地间接争取，无疑是哲学家所肩负的
一项义不容辞的使命，他们这样做，当然不会被扣上“意义传递者”sinnvermittler
这样一顶不太雅观的帽子。
但在德国，“意义传递者”与其说指的是那些一直拥护形而上学的人，不如
说是指那些和早期霍克海姆一样坚持形而上学的人，因为他们认为，唯心主义的
基本概念过分轻松地把卑微的生活处境中的具体烦恼给掩饰了过去。怀疑也是有
其道理的⑦。由于意识形态批判和理性批判总是不断地揭示出形而上学和蒙昧主
义的最新翻版，因此，霍克海姆所提出的对策是很有说服力的。为了给伟大的哲
学的思想动机留有情面，霍克海姆把它们移植到了一种具有跨学科性质的社会理
论的基本概念中，从而形成了新的视角。科学或者说示范科学，如对其他经验科
学具有规范作用的物理学和神经生理学，是一种深受哲学家青睐的虚构，仅此而
已。在高度分化并充满张力的范围内，哲学和各种科学之间存在着不同水平上的
亲和关系，其中，有些或多或少依赖于哲学思想，其余的则多多少少有助于提高
这些思辨命题。当哲学从科学体系中走了出来，通过回答那些必然会遇到的问题
对虽然充满了确然性，但并不十分透明的生活世界进行启蒙时，哲学已不再控制
它自身的各个细节了。
我们暂且把生活世界这个概念放到一边，因为我在许多地方已对它作过阐述
⑧。我想如果能认识到个体的生活历史和主体间的生活方式共同构成了生活世界，
并在其整体结构中占有一席之地，这就足够了。我们生活历史的视野以及我们先
天就置身其中的生活方式，构成了一种我们所熟悉的透明整体；但我们只是在反
思之前，对它熟悉；一旦进入反思，立刻便会觉得陌生。无论从哪个角度看，生
活世界的这种整体性都既不言而喻，又有待确证，同时也是一种陌生的存在，其
中有许多值得重视的问题，如“人是什么？”等。因此，生活世界是对我们再熟
悉不过的整个世界的基础加以追问的自然源头。由此，哲学的基本问题才和整体
性发生了关系，并获得了整合和终极的特征。正如康德所说，只有沿着自我关涉，
因而也是二律背反的思路，才能穷尽哲学的基本问题⑨。
但解答这些问题的可能性也受到了生活世界自身不断变化的影响。
快要进入现代之际，文化通过自我理解所取得的各种成就而形成的解释系统
还维持一种同生活世界的整个视界结构相应的结构。紧紧围绕着“我”和“我们”
而立刻建立起来的生活世界，其同一性难免会具有假定色彩。直到进入现代才表
现为神话叙事、宗教教义和形而上学解释所构成的统一整体。但是，形而上学的
解释形式在现代失去了其价值，并发生了变化，尽管它们还替理论保存着原始神
话的同一力量：宗教和形而上学的基本概念所依赖的整个价值体系，随着科学、
道德和法律等专家文化的兴起以及艺术走向自律而崩溃了。
康德的三大“批判”是对不同的理性区域相互独立所做出的一种反应。针对
客观知识、道德实践认识以及审美判断的论证形式，在18世纪就已经分道扬镳，
并且在无疑能够自行确定其有效性标准的机制范围内各行其是 .如今，哲学可以
用谱系、回忆、存在的澄明、哲学信仰、解构等名义建立起特有的有效性标准，
但它得付出代价，把自己限制在已经达到的分化和论证水平上，换言之，哲学必
须放弃其信仰地位。哲学所剩下的以及力所能及的就是通过解释把专家知识和需
要探讨的日常实践沟通起来。哲学剩下的就是通过阐明推动生活世界的自我理解
进程。自我理解和整体性密切相关，同时又必须借助于专家文化的客观化、道德
化和审美化的干预，使生活世界避免过分异化。
今天，哲学阐明正常人的知性所依据的有效性标准，已超出了哲学自身管辖
范围之外。哲学必须在不由它自主的理性条件下从事活动。所以，相对于科学、
道德和艺术而言，作为解释者的哲学不可能再具有认识本质的特权，拥有的最多
只是可能会出错的知识。哲学必须放弃其传统形式，即作为一种干预社会化过程
的学说，而保留其纯理论特征。最终，哲学也无法再根据价值的高低，把不同生
活方式的复合总体性加以等级化；哲学只能把握生活世界的一般结构。
从上述三个方面意义上说，康德之后，不可能还有什么“终极性”和“整合
性”的形而上学思想10. 二亨利希坚持认为，哲学思想说到底为一种二元论所决
定，它表现为两种“基本”理论，即有关物质和精神的一般理论。这样一种观点，
除了亨利希之外，我们还在辩证唯物主义那里碰到过。这种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
义截然对立起来的做法在现代思想中占据着主导地位。不可否认，在有关心和身
的广泛讨论中，古代关于被认知的事物res cogitans和客观的事物（r es extensa）
究竟孰先孰后的争论依然打动着许多人。特别是在盎格鲁- 撒克逊世界，一种笛
卡儿式的本体论前提仍然在不断地发挥作用，尽管存在着一种源于黑格尔的实用
主义 11.在这样的前提下，认知或行为的主体同作为一切客体以及事实之总和的
世界完全处于对立状态；与此同时，主体也必须把自己理解为世界中众多客体
（以及众多事实）中之一员 .无论是从经验主义角度把主体的这种双重地位解释
成“一与众或众中之一”，从休谟到蒯因，不是从表象论就是从语言分析的角度
对主体加以描述；还是像亨利希这样从先验哲学出发把它理解为主体性的基本关
系，这样来改变本体论所产生的概念压力丝毫没有变化。在理论结构中，要么是
主体在内部世界中的地位居先，要么是主体超越世界的地位得势。主体不是从自
然主义角度根据他所认可的世界进程对自身加以理解，就是一开始就躲开这种自
我客观化的过程，为此，他从唯心主义的角度把同时既在世界之内又在世界之外
的存在在反思中表现出来的关系说成是有意识的生活的基本现象。不管如何，这
场争论中双方的意见都是一致的。亨利希的目的是想恢复其意义。因为有了这样
一种本体论前提，势必放弃亨利希所说的自然主义和形而上学的选择。
亨利希认为，只要不把笛卡儿关于精神和肉体截然对立的语言游戏当回事，
就可以摆脱自然主义问题所面临的压力。对此我不敢苟同。首先应当检验的是，
那些摆脱了笛卡儿语言游戏的人是否有充足的理由把“语言”、“行为”或“肉
体”等“第
就此而言，哲学思想的使命始终都在于对传统做出回应，也就是说，要通过
对尚能使现代性的子女们深信不疑的东西的不断深入细致的观察来掌握高级文化
中发展起来的宗教学的神圣知识和宇宙学的世俗知识。在康德之后“形而上学”
是否还有可能的争论背后，隐藏着的实际上是围绕通过批判能够领会的那些古老
真理的存在时间和有效范围所展开的争论，以及有关古老真理在被批判领会过程
中发生意义转化的方式方法的争论。
我们如果想从发生学的角度来讨论这个范围内的问题，就不如谈谈形而上学
问题和宗教问题，这样会清楚一些。因此，我并不认为我们欧洲人无需领会犹太
教——基督教起源的救世史实质，就能完全理解道德和习俗、人格和个体、自由
和解放等概念——尽管它们或许比柏拉图秩序思想中围绕着理念直观所形成的众
多概念更为我们所关注。他者是从另外的传统出发来寻找进入这些自我理解的结
构概念的丰富内涵。但是，如果没有社会化的中介，对世界上任何一种伟大的宗
教不从哲学的角度加以转化，那么，这种语义学潜能总有一天会变得无从识得；
每一代人都必须对这种语义学潜能重新加以阐释，才能保证保存下来的主体间所
分享的自我理解不会衰变。有了这种自我理解，人与人之间才能相互接触。每个
人都应当能够在具有人的特征的东西中看到自己的影子。捍卫和阐明这样一种人
性，而且不许直接把握，只许通过理论逐步地间接争取，无疑是哲学家所肩负的
一项义不容辞的使命，他们这样做，当然不会被扣上“意义传递者”sinnvermittler
这样一顶不太雅观的帽子。
但在德国，“意义传递者”与其说指的是那些一直拥护形而上学的人，不如
说是指那些和早期霍克海姆一样坚持形而上学的人，因为他们认为，唯心主义的
基本概念过分轻松地把卑微的生活处境中的具体烦恼给掩饰了过去。怀疑也是有
其道理的⑦。由于意识形态批判和理性批判总是不断地揭示出形而上学和蒙昧主
义的最新翻版，因此，霍克海姆所提出的对策是很有说服力的。为了给伟大的哲
学的思想动机留有情面，霍克海姆把它们移植到了一种具有跨学科性质的社会理
论的基本概念中，从而形成了新的视角。科学或者说示范科学，如对其他经验科
学具有规范作用的物理学和神经生理学，是一种深受哲学家青睐的虚构，仅此而
已。在高度分化并充满张力的范围内，哲学和各种科学之间存在着不同水平上的
亲和关系，其中，有些或多或少依赖于哲学思想，其余的则多多少少有助于提高
这些思辨命题。当哲学从科学体系中走了出来，通过回答那些必然会遇到的问题
对虽然充满了确然性，但并不十分透明的生活世界进行启蒙时，哲学已不再控制
它自身的各个细节了。
我们暂且把生活世界这个概念放到一边，因为我在许多地方已对它作过阐述
⑧。我想如果能认识到个体的生活历史和主体间的生活方式共同构成了生活世界，
并在其整体结构中占有一席之地，这就足够了。我们生活历史的视野以及我们先
天就置身其中的生活方式，构成了一种我们所熟悉的透明整体；但我们只是在反
思之前，对它熟悉；一旦进入反思，立刻便会觉得陌生。无论从哪个角度看，生
活世界的这种整体性都既不言而喻，又有待确证，同时也是一种陌生的存在，其
中有许多值得重视的问题，如“人是什么？”等。因此，生活世界是对我们再熟
悉不过的整个世界的基础加以追问的自然源头。由此，哲学的基本问题才和整体
性发生了关系，并获得了整合和终极的特征。正如康德所说，只有沿着自我关涉，
因而也是二律背反的思路，才能穷尽哲学的基本问题⑨。
但解答这些问题的可能性也受到了生活世界自身不断变化的影响。
快要进入现代之际，文化通过自我理解所取得的各种成就而形成的解释系统
还维持一种同生活世界的整个视界结构相应的结构。紧紧围绕着“我”和“我们”
而立刻建立起来的生活世界，其同一性难免会具有假定色彩。直到进入现代才表
现为神话叙事、宗教教义和形而上学解释所构成的统一整体。但是，形而上学的
解释形式在现代失去了其价值，并发生了变化，尽管它们还替理论保存着原始神
话的同一力量：宗教和形而上学的基本概念所依赖的整个价值体系，随着科学、
道德和法律等专家文化的兴起以及艺术走向自律而崩溃了。
康德的三大“批判”是对不同的理性区域相互独立所做出的一种反应。针对
客观知识、道德实践认识以及审美判断的论证形式，在18世纪就已经分道扬镳，
并且在无疑能够自行确定其有效性标准的机制范围内各行其是 .如今，哲学可以
用谱系、回忆、存在的澄明、哲学信仰、解构等名义建立起特有的有效性标准，
但它得付出代价，把自己限制在已经达到的分化和论证水平上，换言之，哲学必
须放弃其信仰地位。哲学所剩下的以及力所能及的就是通过解释把专家知识和需
要探讨的日常实践沟通起来。哲学剩下的就是通过阐明推动生活世界的自我理解
进程。自我理解和整体性密切相关，同时又必须借助于专家文化的客观化、道德
化和审美化的干预，使生活世界避免过分异化。
今天，哲学阐明正常人的知性所依据的有效性标准，已超出了哲学自身管辖
范围之外。哲学必须在不由它自主的理性条件下从事活动。所以，相对于科学、
道德和艺术而言，作为解释者的哲学不可能再具有认识本质的特权，拥有的最多
只是可能会出错的知识。哲学必须放弃其传统形式，即作为一种干预社会化过程
的学说，而保留其纯理论特征。最终，哲学也无法再根据价值的高低，把不同生
活方式的复合总体性加以等级化；哲学只能把握生活世界的一般结构。
从上述三个方面意义上说，康德之后，不可能还有什么“终极性”和“整合
性”的形而上学思想10. 二亨利希坚持认为，哲学思想说到底为一种二元论所决
定，它表现为两种“基本”理论，即有关物质和精神的一般理论。这样一种观点，
除了亨利希之外，我们还在辩证唯物主义那里碰到过。这种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
义截然对立起来的做法在现代思想中占据着主导地位。不可否认，在有关心和身
的广泛讨论中，古代关于被认知的事物res cogitans和客观的事物（r es extensa）
究竟孰先孰后的争论依然打动着许多人。特别是在盎格鲁- 撒克逊世界，一种笛
卡儿式的本体论前提仍然在不断地发挥作用，尽管存在着一种源于黑格尔的实用
主义 11.在这样的前提下，认知或行为的主体同作为一切客体以及事实之总和的
世界完全处于对立状态；与此同时，主体也必须把自己理解为世界中众多客体
（以及众多事实）中之一员 .无论是从经验主义角度把主体的这种双重地位解释
成“一与众或众中之一”，从休谟到蒯因，不是从表象论就是从语言分析的角度
对主体加以描述；还是像亨利希这样从先验哲学出发把它理解为主体性的基本关
系，这样来改变本体论所产生的概念压力丝毫没有变化。在理论结构中，要么是
主体在内部世界中的地位居先，要么是主体超越世界的地位得势。主体不是从自
然主义角度根据他所认可的世界进程对自身加以理解，就是一开始就躲开这种自
我客观化的过程，为此，他从唯心主义的角度把同时既在世界之内又在世界之外
的存在在反思中表现出来的关系说成是有意识的生活的基本现象。不管如何，这
场争论中双方的意见都是一致的。亨利希的目的是想恢复其意义。因为有了这样
一种本体论前提，势必放弃亨利希所说的自然主义和形而上学的选择。
亨利希认为，只要不把笛卡儿关于精神和肉体截然对立的语言游戏当回事，
就可以摆脱自然主义问题所面临的压力。对此我不敢苟同。首先应当检验的是，
那些摆脱了笛卡儿语言游戏的人是否有充足的理由把“语言”、“行为”或“肉
体”等“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