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奥古斯丁《忏悔录》中的“时间之问”受到后世哲学家们的广泛关注和高度评价，但往往只重视其中“心灵的伸展”这一向度，而忽视上帝的创造这一向度，忽视了永恒之维。我们认为，上帝的创造和心灵的伸展这两个向度不可分割，前者规定后者，阐明时间的起源；后者反映前者，说明时间的存在和本质。但总的来说，后一个向度受前一个向度的制约。也就是说，心灵的伸展有一个界限，是不可超越的。当文德尔班强调奥古斯丁的形而上学是“内在经验的形而上学”时，他确认了奥古斯丁时间观的心灵向度；当吉尔松称之为“皈依的形而上学”时，则是强调“心灵伸展的界限”，即永恒上帝的创造。 

    关键词：奥古斯丁 时间 永恒 创造 心灵 

   

（一） 

    时间问题是贯穿于西方哲学史的一个基本问题，除了存在问题外，恐怕没有别的问题能比时间问题更能把西方哲学从古代到现代如此经久牢固地贯通起来。纵观西方哲学史，我们不难发现，中世纪哲学在时间和存在问题上的贡献远比人们想象的重要而富有个性。我们暂且撇开存在问题不论，在时间问题的追问史上，奥古斯丁就做出了独特而卓越的贡献。 以研究存在与时间问题而著称的海德格尔就曾在其演讲“圣奥古斯丁的时间观”中这样开头：“在西方哲学中有三种关于时间本质的沉思是里程碑式的：第一种是亚里士多德的；第二种是奥古斯丁的；第三种来自康德。”（[1](p.16)奥古斯丁被看作除亚里士多德和康德以外最重要的三位伟大的时间思想家之一。海德格尔虽然不喜欢基督教哲学这个名称，但他却如此推崇奥古斯丁的“时间之问”，说明他认可其哲学家身份，至于奥古斯丁的基督教神学家的角色不容置疑，既然如此，那我们就可以推断，奥古斯丁在海德格尔看来是一个出色的哲学家和神学家。然而，我们事实上很难把他的思想区分得如此泾渭分明，说一部分是哲学思想，一部分是神学思想。奥古斯丁的时间观就体现出基督教哲学的特色。所以，我们在分析奥古斯丁时间观的两个向度时，就认可了基督教哲学这个称谓，论述时间的两个向度之水乳交融关系，凸现奥古斯丁时间观在西方哲学史上的个性化品质和突出贡献。 

    至于奥古斯丁时间观的现代意义，除了海德格尔外，胡塞尔、罗素等人也都纷纷肯定。著名的现象学专家Rudolf Bernet说：“这一点（胡塞尔十分重视对奥古斯丁《忏悔录》第十一卷的阅读）并不奇怪，因为他在其《内在时间意识现象学》的描述中，研究了奥古斯丁的时间分析及其所隐含的前提，并且可能深受鼓舞，以至于人们甚至可以说，这是胡塞尔对奥古斯丁《忏悔录》第十一卷的眉批和注释。”[2]( s.Ⅺ)[1](s.16) 

    胡塞尔本人在《内时间意识现象学》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对时间意识的分析是心理学描述和认识论的一个古老包袱。深切感受到这里存在的巨大困难，并几乎为此付出绝望努力的第一个人是奥古斯丁。”[3](s.70)[1](s.15) 

    罗素曾经把奥古斯丁的时间理论和他的“我错误所以我存在（si fallor ergo sum）”一起看作是作为哲学家的奥古斯丁最纯粹的哲学理论。他说：“在圣奥古斯丁的著作中，《忏悔录》第十一卷是最好的纯粹哲学作品。”[4](s.434) 他还说：“比起希腊哲学中所见的任何有关理论，这个理论[时间理论——引者]乃是一项巨大的进步。它比康德的主观时间论——自从康德以来这种理论曾广泛地为哲学家们所承认——包含着更为完善、更为明确的论述。”[4](s.436)尽管罗素认为“奥古斯丁的主观时间说取消了上帝创造时间说”的观点是不恰当的。 

    基督教神学家蒂利希说：“从哲学上说，时间学说是他[奥古斯丁——引者]的最大成就，因为在这里，他真正开始了关于时间概念的思想的新时代。”[5](s.180) 

    Hans Poser也说：“奥古斯丁的提问听起来很现代，而且的确如此，因为它不只在中世纪产生了影响，而且在例如存在主义、生存论与生命哲学那里，在海德格尔以及萨特那里，同样在柏格森、胡塞尔和Ricoeur那里仍然具有主导意义。”[6](S. 27ff.)[7] 

    可以看出，作为中世纪思想前驱者的奥古斯丁的时间之问在现当代获得了空前的声誉，然而，我们必须牢记，奥古斯丁的时间问题原本不像这些现代人所解读的那样是“纯粹哲学的作品”。他们的一个共同问题是有意无意地忽视奥古斯丁时间观的基督教哲学特征，把时间理解单一化为心灵的伸展这一向度，忽略了上帝的创造这一时间向度，即时间首先和万物一样来自永恒上帝的创造，这是上帝绝对自由意志的体现。因此，奥古斯丁的时间观最初的意图是要证明上帝的永恒和超时间性，为上帝的绝对自由辩护，即便心灵向度，也是为了证明上帝的存在是绝对存在，上帝是超越时间的，只有人的存在才是在时间中的存在。正如有学者正确地指出的那样，“奥古斯丁试图通过时间的心灵化，也就是说通过把时间与人拉近来拉开时间与上帝的距离，从根本上把上帝从希腊人的物理学时间[作为自在之流的时间——引者]中解放出来。”[8](s.25) 可见，奥古斯丁时间观中存在两个向度——受造的时间和作为心灵伸展的时间，作为受造的时间，它与上帝永恒的超时间的创造相对；作为心灵的伸展的时间，它与人的存在与自由紧密相关。我们认为，前一个向度体现了上帝的预定，后一个向度体现了属人的自由、人的存在处境及其命运，两个向度之间是有张力的，即上帝的绝对自由与人的相对自由之间的张力。而这种张力关系自康德以来就被平面化了。正如Hans Poser指出的那样：“今天的时间理论和永恒概念无关，无论是爱因斯坦还是莱欣巴哈，无论是皮亚杰还是爱利亚斯[Elias]，无论是胡塞尔还是海德格尔，无论是Bieri 还是Deppert都不使用这个概念。”[9](s.17-50)尽管在德国古典哲学中的情况有些复杂，但康德起码在理论哲学中也在极力抽掉时间的永恒维度，只从纯粹理性的主观角度谈论时间，认为作为认识图型的时间是“先验想象力的产物”。这是和康德的哲学使命分不开的，他为了给人的自由进行辩护，竭尽所能，连本属于上帝的能力也归之于人了[吉尔松语]。因此，在康德那里，“时间只是人的时间。”[8](s.26)我们试图通过追述奥古斯丁时间之问的希腊背景，分析奥古斯丁时间观的两个向度，说明现代哲学家对奥古斯丁时间观的理解有失偏颇，遗忘了其基督教哲学的身份，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还时间观之本来面目。 

    让我们先来看看希腊人是如何看待时间问题的。人们通常把希腊哲学的时间理解说成是物理时间观。我们侧重从时间与永恒的关系角度，考察一下这种时间观与奥古斯丁时间之问的关联。 

（二） 

    罗素在比较基督教与希腊世界观的差异时指出：“无中生有的创造，对于希腊哲学来说是一个完全陌生的概念。当柏拉图论及创世时，他想到的是一种由上帝赋予形相的原始物质；而亚里士多德也是如此看法。他们所说的上帝，与其说是造物者不如说是一个设计者和建筑师。他们认为物质实体是永远的，不是受造的，只有形相才是出于上帝的意志。与此相反，圣奥古斯丁像所有正统基督教徒所必须主张的那样，主张世界不是从任何物质中创造出来的，而是从无中创造出来的。上帝创造了物质实体，他不仅仅是进行了整顿和安排。”[4](s.434)。可以看出，希腊时间观的特征是由其宇宙观决定的，有什么样的宇宙观就有什么样的时间观。 

    Hans Poser 指出，“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柏罗丁和奥古斯丁就是一些规定着中世纪时间反思的思想家，因为他们从一开始就把时间理解为一种本质性的辨别框架。从一开始，时间和时间性在与永恒的关系中就被看作基本的对立一极。这分三个阶段：第一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初始状况；第二是柏罗丁的新解释；第三是奥古斯丁的解决方案。”[9] 

    首先，在《蒂迈欧篇》中，柏拉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