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在法国举办的“中国文化年”完满闭幕，“法国文化年”即将在北京拉开序幕：“印象派画展”和“法国时尚展”令人期待，酷爱中国文化的法国总统希拉克也于10月8日早早抵达北京。然而，就在这一晚，就在这个中法友谊再度升温的时刻，从网上传来噩耗，法国当世最伟大的哲学家德里达，因胰腺癌在巴黎一家医院去世。2001年9月来北京大学演讲的时候，头发已全白了的德里达精神矍烁，步履轻盈，丝毫看不出71岁高龄的迹象。在座聆听大师讲座的人都说，他至少可以活到90岁。德里达从中国回国不久，人们就得知德里达身患重病的消息。按照法国的医疗条件，谁都未曾想到三年后德里达就会撒手人寰。“一觉醒来是清晨，世间已无德里达”。
德里达无疑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是啊，在过去三十年间，有哪个词语能象“解构”一词这样能激发人们的激情和想象力呢？有哪一个哲学家能象德里达这样在世界范围内激发起人们的哲学思考呢？有哪一个哲学思想能向解构主义这样打破学科的界限渗透到所有的学科，尤其是自然科学领域呢？能够激发一代又一代人的思想的激情，这是一个伟大哲学家的标志。你可以说德里达的学问不能令你信服，他的表达不能让你舒服，但是，他永远能激发人们对司空见惯的事情重新进行哲学思考，德里达就是哲学在当代的化身。德里达的哲学的确也能被归纳为几个教条或学说，比如“延异”、“踪迹”、“播撒”、“替补”、“游戏”、“不在场”、“书写”、“文本”、“他者”……这也是解构主义能畅通无阻地在全球流通的一个前提。但是，从根本上来说，德里达的哲学是一种艰深的“哲学技艺”，是一种持之以恒的读与写的“活动”，这就无法被化约为那些教条或学说了。这也就是为什么人们很容易就能模仿和重复那些词语和话语，却很难学会解构分析技巧的原因。
“解构是一种批判”，正如伽谢（Rodolphe Gasché）所说。 但是，这种批判的目的并不是从“解构”的字面上所理解的“摧毁形而上学”，即批判某个哲学家的思想并终结它。正相反，德里达对某个哲学家的解构总是进入到其文本之中，揭示其文本内在逻辑的悖论、矛盾和断裂之处，揭示其思想隐秘的前提、隐含的修辞或可能性条件，揭示其陷入某种中心主义（在美国习惯叫做“本质主义”）的思想困境。因此，解构并不是简单地以“非主题”的方式在前人的哲学文本中揭示出前人所未曾见到的东西，比如说那些语言学的、精神分析的、人类学的、女性主义的新洞见，而是以一种使经典文本被激活的方式重新阅读和进入传统的经典文本。德里达对某个经典哲学家的解构总是能激起人们以新的方式和新的视角重新阅读这些哲学家的激情，解构使那些庞然大物复活了。“解构就是批判，而批判就是激活”，这就是德里达的伟大之处。罗蒂愚蠢地假想他要和海德格尔、德里达去争谁是“最彻底反形而上学的哲学家”的皇冠。实际上，他并没有看到，海德格尔与德里达都不是不学无术之辈，这两个引领二十世纪哲学潮流的人对哲学传统的熟悉和珍视，远非一个颠覆形而上学的尾随者和狂热分子所能理解。与通行的印象相反，德里达对形而上学的解构不是为了彻底摧毁西方形而上学，而是为了激发西方哲学传统的新生。德里达正是以这种方式捍卫着哲学传统，并将自身归之于其中。德里达总是精心地选择自己与之对话的哲学家：柏拉图、卢梭、康德、黑格尔、尼采、弗洛伊德、索绪尔、海德格尔等。就象黑格尔和海德格尔一样，德里达通过对那些经典哲学家的文本解构性的分析，激活了那些哲学家的思想，激发人们以一种新的方式重新进入那些经典和传统之中，激发人们在哲学之中和“哲学的边缘”重新进行哲学思考。德里达的文本给人的那种精神的愉悦就在于，尽管你很难读懂他的文字，但是，你所读懂的和读不懂的都能激发你真正的哲学思考。
德里达1966年在美国的霍普金斯大学的结构主义研讨会上一举成名之后，他在法国的形象一直是作为五、六十年代鼎盛一时的结构主义运动的分裂者和终结者。多斯（Fran?ois Dosse）在两大卷的《结构主义史》（1992-94）中，用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一词来标志“结构主义时代”之后的整个一个时代。 而费里和雷诺（Luc Ferry & Alain Renaut）在《六八年的思想》（1985）中则把德里达定位于与福柯、阿尔都塞、布尔迪厄、拉康这些思想家同属于法国六八年学潮的那一代激进的“反人道主义”的哲学家。他们给德里达戴上一顶“法国的海德格尔”（德里达＝海德格尔＋德里达的风格）的帽子。 到了八十年代，德里达在法国的影响已经减弱了，而在法国之外他的影响却远远要比在法国本土大得多。耶稣说：“先知在本地是没人尊重的”。德里达在法国一直被学院派人士认为是一个诡辩论者，一个智者，一个怀疑一切的怀疑主义者，一个鼓励随意阅读的不严肃的人，一个不学无术的骗子，一个犬儒主义者，一个保守主义者……人们不禁会问：难道他们竟无视德里达的思想的激进、对现实的积极关注、对文本的细致解读和严密论证、对一种负责任的伦理和政治的捍卫吗？他们难道从不去读德里达的书就肆意攻击他人吗？他们为什么这么害怕解构呢？现在，大师已去，当年索邦大学和那些大学学院中保守的教授也已耆耆老矣，与大师之间的种种恩怨也该化解了。他们应该将对后现代主义的厌恶与对德里达的尊重区分开，以重新审视德里达对于法国和我们的时代的意义。随着福柯、阿尔都塞、巴特、拉康在八十年代初的五年间相继辞世，当年叱咤风云的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大师们还剩下谁了？到现在，他们应该发现，是谁带给人们如此多思想上的惊喜和震动？是谁堪当法国二十世纪“哲学的辉煌”中的“最后一位大师”？还有谁能在德里达的身后继续捍卫着法国哲学的光荣与梦想？所以，他们应该珍惜德里达，把他视为法国的国宝。可以预想，新的一轮对德里达思想的研究将在法国本土兴起。这就是德里达的死亡所带来的和解。
德里达之死使他成为呼唤我们去聆听和理解他思想的允诺的“幽灵”。他活着时候的形象带给人们“影响的焦虑”，并妨碍了人们心平气和地对待他。现在，哲人日已远，应该还德里达一个“公正”了，不是法律上和名誉上的公正，而是向德里达的思想敞开友好的胸怀的“公正”，是给予一个死者无条件的“宽恕”的“公正”。现在，德里达将作为一个“幽灵”而不断重新来到人们的思想之中。因此可以说，德里达的死亡是他的生命的“替补”。德里达在《永别了，列维纳斯》中曾说过，“从始至终，列维纳斯的整个的思想就是沉思死亡。”“永别”就是对他者的必死性的承认。让我们说：“永别了，德里达！”
我们“重复”他思想的“踪迹”，我们接受他赠与我们的思想的礼物，我们也在“灰烬”中看到他的必死性，看到了他的思想被消抹、被覆盖的不可避免和脆弱性。因此，保留他的死亡留下的终必消亡的思想“踪迹”，这是我们对这位再无法与之面对面交流的人的“记忆”和“哀悼”，也是我们在背叛的“可能性”之中对这位永远“不可能”在场的死者无条件的“忠诚”和“责任”。这是他教给我们的。把德里达思想的踪迹实体化，把作为激发人思考并纠缠于人的思考的幽灵可见化、肉身化，甚至给他披戴上“解构主义之父”的皇冠和新装，把他激进的思想彻底学院化、教条化、经典化、官方化、安全化，再把他送入哲学神圣家族的殿堂的神龛之中，这些闹剧无疑都消解了“哀悼”本身，是最糟糕的一种“哀悼”。哀悼必须恰如其分，那就是以进入德里达思想之中的方式守护着他的思想的灰烬和踪迹。因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