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解释德里达的三种模式：海德格尔、德曼与列维纳斯
“德里达的幽灵”无法被划归为某个特定的学院制度或思想体系之内，其思想内部也存在着矛盾的、悖论的、异质性的甚至是自我颠覆性的成分，这些都不应该被简化为某种单一解释模式，而应该为其保留其文本的可写性和无限再解释的权利。对德里达思想流行着三种解释模式。第一种是在前面讲过的把德里达视为彻底地颠覆传统形而上学之人。这种解释模式我称之为“海德格尔式解释”，比如哈贝马斯、费里和雷诺就把德里达视为“尼采－海德格尔”的解构形而上学事业的传人。这种解释模式认为德里达的事业在于解构传统的形而上学，尤其是它的语音中心主义，能指中心主义，阳性中心主义，在场中心主义等等。德里达关于不在场对于在场的优先性、将来对于现在的优先性、有限性的悖论等思想无疑来源于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差异”。但德里达的延异概念其实更依赖于结构主义和符号学对索绪尔语言学的重新解释。此外，也很难说尼采在这方面对德里达的影响就比海德格尔要小。
第二种解释模式是把德里达视为打破文学与哲学之间的界限身处文学与哲学之间的准哲学家。这种注重文本的互文性、自我解构和自由游戏，以及意义的延异－播撒－增补－踪迹－重复－涂抹的解释模式我称之为“保罗·德曼式解释”。在《六八年的思想》中，在从海德格尔的“存在论的差异”的视角对德里达的“延异”和“播撒”的概念做了一番假充内行的考察之后，费里和雷诺说，德里达在解构了“主体”之后，“所有剩下的就是文学了”。 这个理解大成问题，但他们也道出了一个基本现象：德里达在八十年代之后的影响力主要在美国而不在法国，而且主要在文学领域而不在哲学界。德里达对“文字与声音”、书写的“踪迹”与意义的“播撒”、二元对立的替补、文学与“白色的隐喻”、文本与差异、“双重场景”的思考，对萨德、马拉美、卡夫卡、乔伊斯、塞林纳、贝克特、阿尔托、博尔赫斯、巴塔耶、布朗肖、蓬热、热奈的解读，还有德里达的写作那种决不混同于他人的鲜明的文体风格，以及著有《明信片》和《丧钟》这样的超级文本，再加上罗兰·巴特以及文学批评中的“耶鲁四人帮”（德曼、米勒、哈特曼、布鲁姆）、芭芭拉·约翰逊、乔纳森·卡勒、罗蒂的呼应和推波助澜，人们很容易得到与费里和雷诺相似的印象。
的确，现代文学经验更好地证成了德里达所钟爱的关于哲学、文学、语言学、文本和写作的那些主题：语言的差异性和创造性、文本性或文本事件、文本的游戏与愉悦、写作实践或可写性、能指的自主性、踪迹和意义的播撒、文学与文学批评的交互性、修辞性与虚构性、反讽性和隐喻性、签名的独特性与自传等等。德里达在胡塞尔的现象学中看到了那种通过透明的、无歧义的语言，即几何学的、数学的、科学的、现象学的纯粹语言再现历史的梦想，他转而向那些现代作家以隐喻性的语言、复杂的修辞、多义与歧义、虚构和自我解构的形式去重现和包容历史的努力致敬。德里达深深迷恋于现代文学作品及其自我意识，他从中看到了一种颠覆哲学、文学和文学批评的禁忌、边界和制度的力量、激情和愉悦，一种文学事件的独特性与重复性、虚构性与文本性。德里达对文学文本的解构不仅给出了一种不同于“新批评”、“文化唯物主义”或“读者反应批评”等等的文学批评的技艺，而且还揭示了那些“写得好”的文本的“自我解构性”，正如德曼经常做的那样。尽管如此，文学在德里达的哲学中也并不拥有什么对抗哲学的特权，因为德里达通过那些“表现的危机”、“语言的危机”和“文学的危机”中的现代派作品提出了“文学是什么？”或“文学从哪里来？”等等关于文学本体论、“文学建制”或“文本的法则”的问题。德里达对文学及其建制、文学史及其同形而上学观念、意识形态的关系同样报以解构的态度，质疑其历史性构成，追问文学事件以其独特的书写方式对历史事件的独特的责任和义务。德里达看起来象他那些文学批评家朋友一样钟爱文学、文本和文字游戏，但是他一个真正的哲学家，只不过他的“哲学语法”更接近于文学和文学批评而已。
对德里达思想的这两种解释模式（海德格尔模式和德曼模式）涵盖了德里达的早年哲学，到此为止，我们会得到“就剩下文学了”的印象。而第三种流行的解释模式更多地把晚年德里达的思想考虑进来，这就是德里达的关于“他者的伦理学和政治学”。这一解释模式我称之为“列维纳斯式解释”。这种模式不仅在思想内容上与海德格尔模式和德曼模式能截然分开，而且，它也使得德里达能避免“海德格尔事件”和“德曼事件”的陷阱。德里达对海德格尔的“聚拢”和同一性思想的批判就来源于他的老师列维纳斯的他者、差异、异质性、不可还原性、非关系性等思想。在捍卫他者、差异和异质性这方面，犹太哲学家列维纳斯的“作为第一哲学的伦理学”远远地走在了德勒兹、福柯、利奥塔、拉库拉巴尔特、南希、马里雍这些法国新潮哲学家的前面。列维纳斯强调他者的不可还原的、不可“总体化”的原初的给予性和无限异质性：他者的踪迹，他者的不可见的“面孔”，他者的“外在性”，他者的超越性，他者的死亡，对他者的义务，总之，“绝对的他者”。德里达从列维纳斯及其好友布朗肖的思想中发展出他自己的“幽灵政治学”、“记忆政治学”，非关系性的“他者伦理学”以及没有肉身和精神的幽灵、“没有弥赛亚的弥赛亚”、“没有本体化和目的论的末世论”、“没有宗教的正义”等思想。 从列维纳斯的思想出发，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德里达晚年思想中的那些核心概念：宽恕、友爱、好客、到来的民主、新国际等。
三、友爱的政治：好客、到来的民主与新国际
德里达曾因秘密讲学而在捷克被捕入狱，他反对南非种族歧视、支持曼德拉的解放事业，他为建立国际作家议会而奔走，在七十年代他发起哲学教学研究小组（GREPH）运动、创立国际哲学学院，在前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事业失败的时候他站出来谈论马克思……尽管如此，德里达并不是一个萨特式或福柯式的知识分子。长久以来，他的政治姿态都基于他的怀疑主义的与修辞学的解构立场。 不过，长达二十年的解构实践磨练了他的技艺，使他可以在八十年代后期开始以一种非政治化、非教条主义的方式面对“政治”，质疑“何谓政治”以及政治的限度，质疑“何谓法律”以及“何谓法律之外的正义”（《从法律到哲学》（1990）、《马克思的幽灵》（1993）、《法律的力量》（1994））。德里达自八十年代后期以来的十多本大大小小的著作表明他的思想发生了一个解构的“政治转向”或“伦理转向”。
在这些著作中，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唯一带有“政治”字眼作为标题的著作是《友爱的政治》（1994）。 这本书由“噢，朋友们，没有朋友”（O philoi, oudeis philos/O mes amis, il n'y a nul ami）这句被蒙田所引的亚里士多德的箴言所引出千变万化的解释分析编织而成，展示出德里达高超的解释技巧和不羁的思想灵感，出版之后就成了九十年代西方哲学的一本经典。德里达在《多义性的记忆：为保罗·德曼而作》与《永别了，列维纳斯》中所表现的对德曼和列维纳斯的友谊以及对这一友谊的沉思堪称《友爱的政治》所描述的友爱的典范。 然而，《友爱的政治》在思想上却与《马克思的幽灵》是姊妹篇，构成了德里达的政治哲学的两个核心文本。德里达的《友爱的政治》路数是通过列维纳斯的他者伦理学进入到无限的他者政治之中，通过一种完全不同于整个西方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