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谈欧洲科学与人的危机及其克服
内容提要:胡塞尔所说的“生活世界”有两种含义:一是作为经验实在的客观生活世界,一是作为纯粹先验现象的主观生活世界,二者之间隔着一道先验还原的界限。不同意义上的“生活世界”与科学及人的生存的关系也不同:在胡塞尔看来,前者是近代科学产生的基础,也是造成科学“危机”与人的“危机”的根源;后者则有可能为我们提供一条克服这种危机的途径。
关键词:胡塞尔 生活世界 危机 自然态度 先验还原
“生活世界”是胡塞尔晚年给予现象学的第一主题,1它不仅赋予现象学许多新的可能,也引起了不少激烈争论:“生活世界”究竟是什么?它是我们日常周围具体的生活环境还是某种更原本的东西?它与先验现象学、先验还原的关系如何?它与科学和科学危机的关系又如何?它对于理解人的生存有何意义?关于这些问题,国内近年来已有一些深入讨论。2一般认为,按照胡塞尔的看法,生活世界是科学的根基与源泉,科学的有效性与意义最终要回溯到生活世界,而近代科学危机以及与此相关的人的生存危机就在于遗忘了这个源泉。但本文认为,这些说法原则上虽然没有错,但都没有区分出生活世界在胡塞尔那里的两种不同含义,即一是作为经验实在的客观生活世界,一是作为纯粹先验现象的主观生活世界。3这两种不同意义上的生活世界与科学及人的生存的关系截然不同,因而不说明这种区分,就无法澄清生活世界对于科学以及人的生存所具有的地位与意义,更无法揭示造成“危机”的真正根源。所以,笼统地把胡塞尔讲的生活世界看作一切意义之源,认为只要重返生活世界就能克服“危机”,只会给人造成误解甚至误导。
一、欧洲科学危机与自然态度中的生活世界
让我们首先从欧洲近代科学危机说起。
此危机究竟何在?人们依据胡塞尔的著作,正确指出此危机就在于近代科学已丧失了它的“生活意义”或“生命意义”(Lebensbedeutsamkeit)。4而这种意义之所以丧失,又是因为近代科学已遗忘了它起源于“生活世界”这个事实。但“丧失意义”究竟是什么意思?科学又是“如何”起源于生活世界?危机本身与生活世界又有什么关系?这些问题都还没有得到澄清。
究其实,在胡塞尔看来,科学之所以出现危机,乃在于它已完全变成了“实证科学”,“科学的理念”已完全被“实证主义地还原成了单纯的事实科学(blosse Tatsachenwisschschaft)”(3/15)。由此,科学才不再与人的“生活”或“生命”(Leben)相关;即使相关,也已把人造成一种“事实”:“纯粹的事实科学造就纯粹事实的人(blosse Tatschenmenchen)”(4/16)。人被事实化了,人成了“事实”和“物”,成了诸如生理学、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等事实科学、实证科学加以实证研究的对象。而这些实证科学“从原则上排除的正是对于在我们这个不幸时代听由命运攸关的根本变革所支配的人们来说十分紧迫的问题:即关于整个的人的生存有意义与无意义的问题”(4/16)。那么所谓“精神科学”(Geisteswissenschaft)又如何?胡塞尔认为,“精神科学当然……在人的精神的此在中,因此在人的历史性的视域中考察人”(4/16)。但是,它严格的科学性同样要求研究者要小心地将一切评价的态度,一切有关人性的和人的文化构成物的理性与非理性的问题全都排除掉(4/16)。因此,无论是事实科学还是精神科学,其所追求的真理都是一种“客观真理”、“实证真理”,它们仅仅“在于确定:世界,不论是物质的世界还是精神的世界,事实上(tatsächlich)[着重号为引者加]是什么”(4/16)。它们都“以冷漠的态度避开了对真正的人性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4/16)。但是胡塞尔说,人并不是单纯的“物”和“事实”;相反,人是“形而上学的”问题,是“特殊的哲学”问题,应该被作为“理性的存在者”来考察;因此如果考察人的历史,那么所涉及的也应该是历史中的“意义”、“理性”,而不应该只是单纯的“历史事实”(7/19)。此外,像不朽、自由等,胡塞尔认为也都应该是哲学与“形而上学”的问题(7/19)。在他看来,所有这些问题,都超出了纯粹事实的世界,而且占有的地位也比事实问题更高。但实证主义却将所有这些问题都取消了,这在胡塞尔看来就等于将哲学的头颅砍去了(7/19)。所谓欧洲近代科学的危机,其实质就在于此。可见,危机的直接根源乃在于近代科学本质上的实证主义和客观主义:它只承认“事实”是真的,只“将客观上可确定的东西看作是真的”(4/16),只确定世界“事实上”是什么,却放弃了、压抑了对根本性的“意义”问题的思考能力。
问题是,这种实证主义、客观主义的科学本身又从何而来?其根源何在?正是在对近代科学的这种追根溯源中,“生活世界”才浮出水面,因为按照胡塞尔的看法,近代科学就是从自然态度中的生活世界或生活世界的自然态度中一步步生长出来的。
众所周知,胡塞尔认为近代科学是从伽利略将自然数学化开始,而这种数学化又是对自然的世界认识的直观性的彻底扬弃。但是正如克劳斯·黑尔德指出:“这种扬弃之所以可能,乃是因为在自然的世界认识中已经主宰着一种直观性和非直观性之间的张力”。5甚至,这种张力关系在感知中就已存在。我们对事物的感知是直观,但是如果像胡塞尔那样将直观理解为“当下拥有”(Gegenwärtighaben),那么对事物的感知中便必然也同时包含有非直观的因素。因为,“感知的直观当下拥有所具备的突出特征在于,事物对于我决不是在任何方面都当下”(《生活》9)。比如事物的背面对于我来说就是非当下拥有。尽管如此,它仍然以一种非课题的方式处于感知的视域中,否则,我就不能把这个事物感知为“同一个”事物或对象。因此黑尔德认为,在对事物的感知中,对事物的直观自身始终是对已处于视域中的、即当下恰恰是非直观的被给予方式的一种预期。正是通过这种预期,事物才能作为某物为我意识到,从而“这个某物的存在超越了其现时的被给予性,并且在这个意义上具有‘自在的’‘客观的’成份”(《生活》10-11)。
对于一个事物的感知是这样,对于作为整个视域的生活世界的意识又如何?显然,世界虽然实际上是通过视域,即以“透视的(perspektivisch)方式”显现给意识(正因此,我们才说生活世界是主观-相对的),但是在自然态度中,意识却是以“去除透视”(entperspektiviert)的方式在经验着世界(《生活》37),而这种“去除透视”的活动本身已经是一种“客观化”。因此,正是这种自然态度才把生活世界作为一个不言而喻地客观存在着的事实接受下来。所以当我们以这种自然态度生活时,我们是“迷恋于”(verschossen)世界的统一极中,是直向地生活着(dahinlebend)的(179/213)。用黑尔德的话说就是:“在我们的自然观点中,我们正是以无疑的自明性坚信这个世界的自在存在”,“世界和世界对象是作为某种客观的、自在存在的、即作为自身与意识无关而存在着东西而有效”(《生活》4)。总之在黑尔德看来,“胡塞尔的命题在于,近代自然科学的数学化最终植根于一种对此前科学的归纳性(Induktivität)6的过度弘扬之中”(《生活》38),或如胡塞尔自己所说,“客观真理仅仅属于自然的-人的世界生活的态度”(179/213)。
显然,近代科学的客观主义与实证主义最终是奠基于自然态度之中,归根到底是自然态度的极端化。7既然如此,那么要想彻底克服由近代科学的客观主义和实证主义造成的科学危机和人的生存危机,只由科学还原到生活世界、尤其是自然态度中的生活世界或自然态度的世界生活,就够了吗?当然不够,因为危机本来就是从后者中一步步孳生出来的。因此在胡塞尔看来,要想克服危机,关键就并不在于返回到生活世界,而在于对诱发危机的自然态度本身进行反省(首先是悬搁),对被自然态度视为客观自在的生活世界进行“还原”。我们看到,正是通过这种悬搁和还原,生活世界的另一种含义——即作为纯粹先验现象的主观生活世界——才被显现出来。胡塞尔认为,只有诉诸于对生活世界的这种主观先验的理解,才有可能从根子上消除孳生客观主义与实证主义的基础,从而有可能彻底克服科学和人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