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骄傲的反抗积极生活：阿伦特和存在主义(2)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05
义,在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找到一条“第三道路”,使他在自由和非自由环境中同样处于一种相当尴尬的境地。在非自由环境中,萨特的存在主义会显得太强调个人和自由意识, 因此被视为一种对现实秩序的威胁,不能见容于专制统治权力的意识形态。在自由环境中,萨特的马克思主义则又显得太强调“历史必然趋势”,它虽然批评“僵硬的唯物主义”,但却几乎无条件地接受种种以历史名义施行的革命暴力。
波芙娃1947年初到达纽约开始她的访美旅程,《纽约客》杂志称她是“最美丽的存在主义者”和“第二号存在主义者”。尽管波芙娃一向看不起美国的物质主义,但对美国的文化生活却很欣赏,她尤其喜欢美国的爵士音乐。据菲律普斯的回忆,当时美国知识界常常招待波芙娃,但相处下来,对她的印象并不好。她总是给人“武断,甚至咄咄避人”的感觉。她往往“快速、轻易、几乎不加思索地”表示自己的看法,菲律普斯“觉得她谈存在主义时简直油腔滑调,怀疑她是不是真的在谈存在主义。”菲律普斯回忆道,“我有一次半开玩笑地问她,她最常感觉到的是哪一种焦虑(angst)。她象个女运动员那么爽朗地答道,她什么焦虑都没有,她很快乐,也很适应美国生活,一个钟点的觉也没少睡。我没说什么,只是心里对这些巴黎来的存在主义者的焦虑颇为纳闷,不明白他们的焦虑和基尔郭凯尔这些人说的焦虑有什么联系。”
波芙娃记录了自己访美的印象,先是一篇题为《存在主义看美国人》的文章(1947),后来写成一本书《美国日记》(1953年翻译成英语)。她用“存在主义”的标准去评价美国人的内在生活和外在生活,问道:美国允许个人“证实存在的合理吗?”美国允许个人去寻找“生存的正当理由吗?”波芙娃鄙视美国的物质主义,对自问的自答当然是否定的。在波芙娃眼中,美国人一心追求物质财富,缺乏对生命的“重大关怀”。美国人不愿进行高精神层次的讨论,思想幼稚,在存在的意义上害怕自由。不过还算好,她寄希望于下一代美国人,希望他们能领略“生活的悲剧意识和作为一个大国的责任。”
波芙娃很看不起美国的思想家,觉得他们目光狭隘,全然不懂如何欣赏欧洲文学,只知道“一心仇视斯大林主义”。她称自己和美国知识分子很难沟通,“他们只顾自己说话,根本不听我说,我也不知道他们在说些什么。”她根本看不起那些在纽约接待过她的美国知识分子,“他们思想贫瘠。问题就出在这里,他们没有读者,没有政治影响,没有热情,所以他们憎恨生活,不只是憎恨文学中的生活,而且也憎恨在任何地方可能遇上的生活。”
和波芙娃接触的美国知识分子对她的居高临下、颐指气使和精神导师派头当然不会没有知觉,也当然不会痛快。菲律普斯认为是波芙娃自己对美国的了解太浅薄,她用阶级斗争的眼光看美国,把美国看成一个“在阶级斗争中垂死挣扎的帝国主义国家。”他回忆道,“波芙娃谈大多数问题时都很奇怪地混杂马克思主义和存在主义的词汇,象是萨特言论……的简易版本。”她第一次遇见菲律普斯就问他如何搭地铁去纽约的一个叫作Carnarsie的地方,“我问她去那里有什么事,波芙娃答道,去工人区看看工人是怎么生活的。我告诉她,Carnarsie没有工人,和法国不一样,在美国没有工人区,工人一般和中产阶级看不出有什么区别。但是,无论我怎么说,也没法去除她头脑中的理论成见,只要不符合她的理论,她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进。”菲律普斯很纳闷,波芙娃既然要看工人区,为什么不到底特律这样的工业中心去呢,后来才明白,波芙娃一定是读了多斯.派索斯(John Dos Passos)早年的小说才知道Carnarsie的。
巴瑞特也回忆道,“我有时弄不懂,既然波芙娃对我们和我们这个国家已经有如此确定的看法,她又究竟为什么要到美国来。也许只是为了给头脑中已有的景象添加一些细节吧。波芙娃象是一个拿着无形签证到处游走的行客,那张签证上的主要项目早就填写好了,每次只要再稍许填几条就行。”在纽约知识分子圈中负有盛名的作家和批评家玛丽.麦卡锡(Mary McCarthy)说,波芙娃本来就是带着文化成见到美国来的。在波芙娃看来,美国“早就已经成为过去,美国早已僵死而不得复生,……典型的美国人根本不是(存在主义自称的永远关心的)个人,而只是一群火星人,一群科幻小说中的怪物。……这种未来主义的美国图景,是波芙娃装在自己头脑里带到美国来的,她在美国下飞机的时候,象是走下宇宙飞船,戴着形而上的飞行眼罩,”难怪她会用陈腔滥调的存在主义和平庸乏味的马克思主义来看扁美国人。
加缪和美国知识分子的交流比萨特和波芙娃都更顺畅。这不是因为加缪对美国的印象特别好,而是因为他为人比较含蓄,不象另外两位那么咄咄逼人。而且,加缪的人道主义和反暴力立场也与美国知识分子反斯大林主义的立场比较一致。加缪一直有意和存在主义保持一定的距离,他不愿意让人把他当作是萨特的一个次要搭档。阿伦特在1946年11月11日给雅士伯(Karl Jaspers)的信中记录了她对加缪的印象:“他是一个你所说的来自抵抗(法西斯)的人。他绝对诚实,有政治眼光。”阿伦特觉得加缪是一个“没有‘欧洲民族主义’情绪的欧洲人,”这种人可以“四海为家”。与加缪相比之下,阿伦特觉得“萨特是一个过于典型的法国人,太文学气,可以说太有才气,太有抱负,……这种人我在战前还没见过。”阿伦特对加缪和萨特的印象与她在1946年8月17日写给雅士伯信中所说的相当一致,“加缪也许不如萨特有才气,但却重要得多,因为加缪严肃得多,也诚实得多。”菲律普斯在回忆中也提到加缪比萨特英俊,也较含蓄,乐于与人闲谈,和纽约知识分子比较谈得来。巴瑞特同样觉得加缪的政治观点透出“朴实的正派”,而且“人很谦虚,着实迷人。”
加缪到美国搭乘的也是海轮。那艘从事客货两运的奥尔贡号其实是一艘货轮,“全船的旅客都挤在一个很小的餐厅里就餐。船上的起居与艰苦的战争年代相比,没有什么改善。”四十年代的欧洲物质生活极为匮乏,与当时美国的物质丰富形成悬殊的对比。<<纽约客>> 撰稿人利埃布林(A. J. Liebling)在加缪去世后的一篇回忆文章中提到加缪到纽约时“那身令人发笑的穿着,……那是一件出自一位法国裁缝的杰作,是战前甚至1926年大危机前的款式。”当时连在法国的美国大兵都觉得法国人身上老有异味,发给美军的小册子解释说,不是法国人不爱干净,实在是因为肥皂在法国是稀缺的日用物品。
当时的欧洲人很容易对美国有物质主义的印象,其实物质丰富并不等于物质主义。长期生活在匮乏中的人民,一旦有机会享受物质,追求和迷恋物质的疯狂程度(如今天的中国)是生活富足的人民难以想象的。1946年3月26日,加缪到达纽约的第二天, 有记者问起他先前对美国是物质文明中心之说的看法,他的回答倒是比较实在。他说,“今天,人类到处在接受物质文明,生活在贫穷和饥饿中的欧洲人是物质主义者,他们在这种条件下能是别的什么主义者呢? ”
1946年3月28日,加缪在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发表了题为《人类危机》的演讲,概括地讲述了自己关于非暴力政治和反叛的主张。这是加缪在纽约最有影响的一次公开活动。加缪演说完后,有人站起来建议再付一次入场费,为法国战争孤儿募款。第二次的入场费收入甚至多过第一次,可见演讲的成功。4月6日出版的法语周刊《胜利》将加缪的演说称作为“一个盛大的法兰西告白。”
加缪在演讲中讲述的是普通人都能听懂的人性故事,例如,在一套盖世太保租下的公寓里,一名看门女工在打扫公寓时,看见两个手脚被捆绑起来的人还在流血,却不闻不问。面对其中一个受刑者的指责,这位女工回答说:“我从来不管房客的所作所为。”加缪指出,他那一代人经历的是一个充满暴力、破坏和死亡的时代。整整一代人的“精神经历”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荒诞
波芙娃1947年初到达纽约开始她的访美旅程,《纽约客》杂志称她是“最美丽的存在主义者”和“第二号存在主义者”。尽管波芙娃一向看不起美国的物质主义,但对美国的文化生活却很欣赏,她尤其喜欢美国的爵士音乐。据菲律普斯的回忆,当时美国知识界常常招待波芙娃,但相处下来,对她的印象并不好。她总是给人“武断,甚至咄咄避人”的感觉。她往往“快速、轻易、几乎不加思索地”表示自己的看法,菲律普斯“觉得她谈存在主义时简直油腔滑调,怀疑她是不是真的在谈存在主义。”菲律普斯回忆道,“我有一次半开玩笑地问她,她最常感觉到的是哪一种焦虑(angst)。她象个女运动员那么爽朗地答道,她什么焦虑都没有,她很快乐,也很适应美国生活,一个钟点的觉也没少睡。我没说什么,只是心里对这些巴黎来的存在主义者的焦虑颇为纳闷,不明白他们的焦虑和基尔郭凯尔这些人说的焦虑有什么联系。”
波芙娃记录了自己访美的印象,先是一篇题为《存在主义看美国人》的文章(1947),后来写成一本书《美国日记》(1953年翻译成英语)。她用“存在主义”的标准去评价美国人的内在生活和外在生活,问道:美国允许个人“证实存在的合理吗?”美国允许个人去寻找“生存的正当理由吗?”波芙娃鄙视美国的物质主义,对自问的自答当然是否定的。在波芙娃眼中,美国人一心追求物质财富,缺乏对生命的“重大关怀”。美国人不愿进行高精神层次的讨论,思想幼稚,在存在的意义上害怕自由。不过还算好,她寄希望于下一代美国人,希望他们能领略“生活的悲剧意识和作为一个大国的责任。”
波芙娃很看不起美国的思想家,觉得他们目光狭隘,全然不懂如何欣赏欧洲文学,只知道“一心仇视斯大林主义”。她称自己和美国知识分子很难沟通,“他们只顾自己说话,根本不听我说,我也不知道他们在说些什么。”她根本看不起那些在纽约接待过她的美国知识分子,“他们思想贫瘠。问题就出在这里,他们没有读者,没有政治影响,没有热情,所以他们憎恨生活,不只是憎恨文学中的生活,而且也憎恨在任何地方可能遇上的生活。”
和波芙娃接触的美国知识分子对她的居高临下、颐指气使和精神导师派头当然不会没有知觉,也当然不会痛快。菲律普斯认为是波芙娃自己对美国的了解太浅薄,她用阶级斗争的眼光看美国,把美国看成一个“在阶级斗争中垂死挣扎的帝国主义国家。”他回忆道,“波芙娃谈大多数问题时都很奇怪地混杂马克思主义和存在主义的词汇,象是萨特言论……的简易版本。”她第一次遇见菲律普斯就问他如何搭地铁去纽约的一个叫作Carnarsie的地方,“我问她去那里有什么事,波芙娃答道,去工人区看看工人是怎么生活的。我告诉她,Carnarsie没有工人,和法国不一样,在美国没有工人区,工人一般和中产阶级看不出有什么区别。但是,无论我怎么说,也没法去除她头脑中的理论成见,只要不符合她的理论,她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进。”菲律普斯很纳闷,波芙娃既然要看工人区,为什么不到底特律这样的工业中心去呢,后来才明白,波芙娃一定是读了多斯.派索斯(John Dos Passos)早年的小说才知道Carnarsie的。
巴瑞特也回忆道,“我有时弄不懂,既然波芙娃对我们和我们这个国家已经有如此确定的看法,她又究竟为什么要到美国来。也许只是为了给头脑中已有的景象添加一些细节吧。波芙娃象是一个拿着无形签证到处游走的行客,那张签证上的主要项目早就填写好了,每次只要再稍许填几条就行。”在纽约知识分子圈中负有盛名的作家和批评家玛丽.麦卡锡(Mary McCarthy)说,波芙娃本来就是带着文化成见到美国来的。在波芙娃看来,美国“早就已经成为过去,美国早已僵死而不得复生,……典型的美国人根本不是(存在主义自称的永远关心的)个人,而只是一群火星人,一群科幻小说中的怪物。……这种未来主义的美国图景,是波芙娃装在自己头脑里带到美国来的,她在美国下飞机的时候,象是走下宇宙飞船,戴着形而上的飞行眼罩,”难怪她会用陈腔滥调的存在主义和平庸乏味的马克思主义来看扁美国人。
加缪和美国知识分子的交流比萨特和波芙娃都更顺畅。这不是因为加缪对美国的印象特别好,而是因为他为人比较含蓄,不象另外两位那么咄咄逼人。而且,加缪的人道主义和反暴力立场也与美国知识分子反斯大林主义的立场比较一致。加缪一直有意和存在主义保持一定的距离,他不愿意让人把他当作是萨特的一个次要搭档。阿伦特在1946年11月11日给雅士伯(Karl Jaspers)的信中记录了她对加缪的印象:“他是一个你所说的来自抵抗(法西斯)的人。他绝对诚实,有政治眼光。”阿伦特觉得加缪是一个“没有‘欧洲民族主义’情绪的欧洲人,”这种人可以“四海为家”。与加缪相比之下,阿伦特觉得“萨特是一个过于典型的法国人,太文学气,可以说太有才气,太有抱负,……这种人我在战前还没见过。”阿伦特对加缪和萨特的印象与她在1946年8月17日写给雅士伯信中所说的相当一致,“加缪也许不如萨特有才气,但却重要得多,因为加缪严肃得多,也诚实得多。”菲律普斯在回忆中也提到加缪比萨特英俊,也较含蓄,乐于与人闲谈,和纽约知识分子比较谈得来。巴瑞特同样觉得加缪的政治观点透出“朴实的正派”,而且“人很谦虚,着实迷人。”
加缪到美国搭乘的也是海轮。那艘从事客货两运的奥尔贡号其实是一艘货轮,“全船的旅客都挤在一个很小的餐厅里就餐。船上的起居与艰苦的战争年代相比,没有什么改善。”四十年代的欧洲物质生活极为匮乏,与当时美国的物质丰富形成悬殊的对比。<<纽约客>> 撰稿人利埃布林(A. J. Liebling)在加缪去世后的一篇回忆文章中提到加缪到纽约时“那身令人发笑的穿着,……那是一件出自一位法国裁缝的杰作,是战前甚至1926年大危机前的款式。”当时连在法国的美国大兵都觉得法国人身上老有异味,发给美军的小册子解释说,不是法国人不爱干净,实在是因为肥皂在法国是稀缺的日用物品。
当时的欧洲人很容易对美国有物质主义的印象,其实物质丰富并不等于物质主义。长期生活在匮乏中的人民,一旦有机会享受物质,追求和迷恋物质的疯狂程度(如今天的中国)是生活富足的人民难以想象的。1946年3月26日,加缪到达纽约的第二天, 有记者问起他先前对美国是物质文明中心之说的看法,他的回答倒是比较实在。他说,“今天,人类到处在接受物质文明,生活在贫穷和饥饿中的欧洲人是物质主义者,他们在这种条件下能是别的什么主义者呢? ”
1946年3月28日,加缪在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发表了题为《人类危机》的演讲,概括地讲述了自己关于非暴力政治和反叛的主张。这是加缪在纽约最有影响的一次公开活动。加缪演说完后,有人站起来建议再付一次入场费,为法国战争孤儿募款。第二次的入场费收入甚至多过第一次,可见演讲的成功。4月6日出版的法语周刊《胜利》将加缪的演说称作为“一个盛大的法兰西告白。”
加缪在演讲中讲述的是普通人都能听懂的人性故事,例如,在一套盖世太保租下的公寓里,一名看门女工在打扫公寓时,看见两个手脚被捆绑起来的人还在流血,却不闻不问。面对其中一个受刑者的指责,这位女工回答说:“我从来不管房客的所作所为。”加缪指出,他那一代人经历的是一个充满暴力、破坏和死亡的时代。整整一代人的“精神经历”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荒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