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死了，道德如何可能

能与黑暗相匹配的光明。　――海德格尔 
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　――狄更斯《双城记》 

1．第一座巴别塔 
《旧约》的《创世纪》一章里讲了这么一个“巴别塔”的故事：“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在示拿地遇见一片平原，就住在那里。他们彼此商量说，来吧，我们要作砖，把砖烧透了。他们就拿砖当石头，又拿石漆当灰泥。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耶和华降临，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耶和华说，看哪，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如今既作起这事来，以后他们所要作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于是，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上。他们就停工，不造那城了。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天下人的言语，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所以那城名叫巴别（就是变乱的意思）。” 
这是巴别塔的第一次倒塌。 
虽然巴比伦人的这次尝试失败了，但这是一次不朽的尝试，它的意义比人类登上月球的意义还要重大得多。 

2．第二座巴别塔 
人类并没有因为这次失败停止建造巴比伦塔，而是以一种更深沉，愚公移山般的精神，继续默默地建造新的巴比伦塔。 
在第一次失败中，人类吸收了教训：语言不能混乱。所以，人类慢慢发展出一种概念式、分析式的语言――形而上学语言，这正是一种可以减少混乱的语言。 
从柏拉图以降，又经过了几千年，西方哲人一代代地往巴比伦塔上添砖加瓦。 
直到上世纪初，一位巨人横空出世了，他就是尼采。尼采把主体的意志推到了极致，尼采把形而上学推到了极致。 
尼采爬上自己最终建好的巴比伦塔上高呼：“上帝死了！” 
尼采代表“主体”站到了有史以来最高的位置，但出乎意料的是。人站得越高，却摔得越痛。正在最得意的时候，尼采从通天塔上掉了下来。掉下来后的尼采在临死前曾抱着马头痛哭，这与尼采的权力意志似乎有着某种矛盾，这是否意味着尼采舍弃了权力意志，回归到人间来了呢？这可能是一个永远也解不开的谜。 
这是巴比伦塔的第二次倒塌。 

3．对尼采的批判――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 
对于尼采的反思，海德格尔进行得最彻底。 
主体站得太高不行，那么主体站低点，又是什么局面？ 
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正是这条道路的一次尝试。海德格尔甚至从自己的字典里删除了“主体”这个词，而代之以“此在”（或称缘在，Dasein）。相应于客体世界，就是“存在”。“此在”并不是是“存在”的掠夺者，“此在”是“存在”的看管者。 
令人奇怪的是，人站得越低了，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却反而拥抱了世界。海纳百川，因为它是最低的，最谦恭者成了最高贵者。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开创了重建巴比伦塔的一个新的可能，这个待会再说，先说第三座巴别塔。 

4．第三座巴别塔 
在自由主义方面，伯林提倡文化的多元，认同“相对主义”。施特劳斯对“相对主义”进行了批判，并对“自然法”进行了回归，回归到柏拉图的“哲人王”理论。 
在政治哲学方面，施特劳斯同样对施密特进行了批评，批评他对自由主义的批判不够彻底。仍然以“自然”为批判武器，施特劳斯提出伟大号召：回到古希腊，追求自然正当（美好生活）。 
至此，施特劳斯建造了第三座巴别塔，这是一座打着“自然”旗号的巴别塔。 

5．对“自然法”的批判――以伊拉克战争为例 
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其实已经否定了施特劳斯的“自然法”理论，只是没人注意到。印顺导师在《成佛之道》中说：“我空，所以法也是空的。”诚哉斯言！在海氏的存在主义里，主体已经消融在“存在”之中，成了某种程度上的“我空”。法是我理解的法，我都空了，法当然也跟着空了。所以，在海氏的存在主义里，施特劳斯的“自然法”理论已经消融。或者说，海德格尔以一种提前的方式批判了施特劳斯的“自然法”理论。但是，我们还要以一种更现实的目光对“自然法”进行批判。 
李强先生认为，以施特劳斯为导师的“新保守主义”对这场伊拉克战争负有责任，这我是赞同的。如果“自由民主”是“自然”的，那么强迫伊拉克人民接受“自然”无疑也是自然的，正当的。诚然，我们也认为萨达姆是穷凶极恶的。但是，在萨达姆的利爪已经磨平，在和平手段尚未穷尽，在没有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美国为了自身的利益，以大规模杀伤武器为借口，以911恐怖袭击为招牌，以“输出自由”为名，对伊拉克国家进行了攻击。我认为，即使这场战争实质上有利于伊拉克人民，但是我们更应当看到这场战争的另一面。这场战争显露了美国某些政客“自负”的一面，这种“致命的自负”必将给国际社会和美国本身带来危害。 
这种“自负”我们是似曾相识的，在中世纪加尔文的脸上，在柏拉图诉说“哲人王”的时候，在施特劳斯诉说“自然法”的时候，甚至在刘小枫先生的《刺猬的温顺》中。 
我们先与柏拉图对话。我认为，民主的雅典宣判了苏格拉底的死刑，这个事件给柏拉图造成了重大的影响，所以柏拉图一直对“多数人”抱有戒心，并发展了一套“哲人王”的理论，并以苏格拉底之口说出，曲解了苏格拉底。在某种程度上，《理想国》的苏格拉底是柏拉图的苏格拉底，而不是本真的苏格拉底。在我的印象中，苏格拉底是谦恭的。虽然他知道自己也许在城邦中是最聪明的，但他更知道，自己也就高明这么一点而已，所以他说：“我唯一知道的就是我一无所知”。再者，苏格拉底是平民化的，为了躲避家里的河东狮吼，为了寻求真理，四处找人说话。这样一个平实的老头，怎么可能自认为是高人一等的“哲人王”？第三，苏格拉底是真诚的，不会搞什么“微言大义”。苏格拉底是不怕死的，不用搞什么“微言大义”。他甚至放弃了逃跑的机会，临死还杀了一只鸡来鸣谢城邦。 
与柏拉图对话完，再来与施特劳斯交流。我对施特劳斯的一点疑问是：“何谓自然？由谁来定义自然？人认识的自然是否是真正的自然？不同人的自然之间是否有对话的必要？不同的自然之间是否有交集？”施特劳斯先生与柏拉图的“自负”是一脉相承的。柏拉图宣扬“哲人王”理论，在隐约间，自己代表了哲人王。施特劳斯先生宣扬“自然法”，在隐约间，自己代表了自然，为自然立法。这种哲人式的“自负”还仅只是哲人的“自负”，但当这种“自负”落到实处的时候，这种“自负”就总是要带上一股血腥味，如柏拉图的称许斯巴达，如加尔文的烧死异见者，如美国的“输出自由论”。 
施特劳斯先生的“自然法”理论致命的一个弱点是：哲人的“道德自许”。当柏拉图宣扬“哲人王”理论时，他自许为哲人王，并把人分为所谓“金、银、铜”几等；当施特劳斯宣扬“自然法”时，他自许自己懂得“自然”，高人一等，甚至为了自己“哲人王”的安危，更是挖掘出一套所谓“微言大义”，神秘兮兮的，其实说穿了也没什么东西，不就是说哲人应该明哲保身，要当温顺的刺猬罢了。 
这里我想着重指出，研究哲学的人并不一定就是善良的人，这两者甚至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另外，如果有人在自然面前自许为代表，那必将遭到自然的嘲笑。“人类一思考，上帝便发笑”，这句有相对主义（或虚无主义）倾向的话，在这里却发出了绝对主义式的置问。 
当然，批评归批评，苏格拉底的死，我们不能忘记，“多数人的暴政”，我们不能忘记。但除了“微言大义”方式，我们还可以设想一条新的办法，即哲人去真诚地教育平民，以一传二，以二传四，如此指数阶的速度增长，平民也就大部分变成了哲人。哲人与平民的鸿沟被抹平后，就不存在“多数的暴政”这个问题了。所以，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诉诸教育。我认为，哲人如果自以为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