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哲人王”，搞起所谓“微言大义”，倒反而是更危险的，自己活得也不爽快，不本真。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第三座巴别塔也已经倒了。 

6．缠上柏拉图了 
刚才那两座巴别塔，我们对比一下，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 
尼采的形而上学可以追溯到柏拉图，施特劳斯的“自然法”也可以追溯到柏拉图的“道德自许”。这两座巴别塔，居然都与千年前的这位哲人有关。 
这个现象实在十分有趣，我们能否从中悟出点什么呢？ 

7．在相对主义的废墟上建造新的巴别塔 
为了对治“形而上学”，我们必须引入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为了对治“道德自许”，我们必须引入“当前罪恶态”的思想。为了建造新的巴别塔，这两者够了吗？ 

7.1　当前罪恶态 
所谓“当前罪恶态”，说的是，我们目前并不是慈悲的，也不是智慧的。我们是贪嗔的，我们是愚痴的。我们是有限的，我们不是“哲人王”，我们也不是“自然”，我们只是人，有限的人。 
“当前罪恶态”并不是静止不动的，而是不断变化的，可以不断向善良慈悲发展的。“当前罪恶态”诉说的是此在历史的某种当下状态，是一种真诚谦恭的姿态。“当前罪恶态”认识到自己的“罪恶”，认识到自己的有限，从此走向“救赎之路”。但这条路又是无比漫长的，甚至在此生是不可到达目标的。 
“当前罪恶态”认为在世俗人间，没有“真善美”十分圆满的人。在这意义上，这个概念与基督教的“原罪”是十分类似的。佛教的《楞严经》里也写道：“终不自言我真菩萨真阿罗汉。泄佛密因轻言未学。唯除命终阴有遗付。” 
但是“当前罪恶态”与基督教的“原罪”还有一点细微的区别是，基督教一般认为人只能永远是罪性的，而“当前罪恶态”认为，经过十分漫长的修行，我们甚至可以成为一个最圆满的人。所以，这个概念根本上是来自于佛法的。 

“当前罪恶态”与“道德自许”的区别 
“道德自许”者，正如我们上面说到的柏拉图，施特劳斯等哲人。另外，中国的士大夫也往往会有道德自期的问题，薛涌先生最近的文章也批评了许悼云先生的士大夫情节。相对于“道德自许”，“当前罪恶态”强调自己的罪恶性，强调自己的平民性。“道德自许”者的错误就在于他混淆了自己当前的状态和自己未来可能的状态，混淆了“所是”和“应是”，混淆了学问与实证。 
“当前罪恶态”与“沉迷罪恶”的区别 
相对于“沉迷罪恶”，“当前罪恶态”强调自己的可救赎性，而不是沉迷于罪恶之中，不知觉醒。我有时宣扬“素食”，经常会受到别人的笑话和攻击，有一种典型且自以为有力的攻击是：“我们一呼一吸，都在吃虫子。既然我们每天都在吃虫，所以我们免不了要吃肉。”作者的逻辑就是：我们现在是坏人，所以我们只能永远是坏人。确实，我们每天都在吃虫子，佛也说过一碗水里有八万四千虫。但不能因为我们现在的罪恶，就认为我们只能永远处在罪恶之中。人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人是能进行自我反省的。 

7.2　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 
刚才对第二座尼采的巴别塔批判的时候，我们已经引入了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那么，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是否可以用于建造新的巴别塔？ 
在张祥龙老师的《海德格尔思想与中国天道》一书里，海德格尔、龙树中道和中国天道，都成了某种超越语言的语言（或称“大言”）。海德格尔也曾说过：“这个本性应提供一种保证，使欧洲和西方的说与东亚的说以某种方式进入对话；在此对话中，从一个共同的本源中涌流出来的东西在歌唱着。”如果这个断言成立，那么人类又获得了一种新的共同的“语言”――“大言”，这是否意味着人类又有了建造下一个巴比伦塔的契机？张祥龙老师在书后结语中说到：“读者是否能感受到，一个虽然还处在边缘的、但却有着巨大潜力的思想可能性正在到来？这指的是中西和东西思想进行微妙的和势必重塑双方的对话可能性。” 
这个可能性正是建造新巴比伦塔的可能性。 
是的，我们已经听到了这种声音。但似乎，存在主义还缺点什么呢？我们还能做些什么，我们还能为这种可能性做出点什么？ 
“存在主义”超越了善恶二元对立，“存在主义”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成了“相对主义”的根源。在存在主义中，还有没有绝对价值？在存在主义中，善恶如何区分？这是一个大问题。 
有人问陈嘉映：“你在哲学领域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他的回答是：“如果用一个问题来概括，就是在不用一个绝对标准来衡量时，我们怎样才能不陷入相对主义”。 
张祥龙老师的《海德格尔思想与中国天道》一书358页对此也有一段精彩的表述：“在当今这个‘后工业化’、‘后冷战’、‘后哲学’的时代，反形而上学是个赶滥了的时髦，而真正的难处在于不避开终极问题地消解掉形而上学、包括宗教形而上学的终极观，增进我们对于人生在世本身的领悟。” 
存在主义，还有没有绝对价值？这确实是一个大问题。 
为了继续对这个问题进行思考，我们再看看张祥龙老师的书。 
张祥龙对印度奥义书的“梵我合一”进行了如下的批评：“期望通过根本超越人的世间生存状态而在瑜伽”。张老师在引言中说得更详细：“然而，我们仍可以在这种体证中隐约地感受到一种新的二元区分，即一个由瑜伽修行功夫达到的更高级的超越世界和一个由日常经验和名相经验维持的世俗世界的区分。”由此对瑜伽超越世间的批评，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张老师的一个看法：应该是更纯粹的“即入世而出世”。 
到了这里，我们也可以发现张祥龙老师的一点不足，问题就在这个“即入世而出世”上。张老师认为海德格尔思想和中国天道都达到了“即入世而出世”。但是，我们注意到，这里的“入世”可以有不同的解释。张老师这里的“入世”指的是哲思与生活的和谐存在。而在佛教意义上的“入世”，一般指的是到世俗中去济世利生。 
以佛教意义上的“入世”来看，海德格尔做到了“即入世而出世”吗？中国天道达到“即入世而出世”了吗？这两个答案都是否定的。海德格尔的生平是简单的，是学院式的，类似于康德的，在某种意义上是“逍遥”的。另外，海德格尔还有一个问题，他在纳粹时期的某些言行败坏了他作为一个存在主义哲学家的声誉。对于中国天道，尤其是老庄一系的天道，刘小枫也曾做过激烈的批评，他认为这是一种“逍遥”，而不是一种“拯救”。海德格尔和老庄充其量只是达到了“实证”，并没有达到佛教意义上的“入世”。当然，相对于其它哲学家理论与实践的脱离，我们更欣赏海德格尔和老庄的“实证”。 
那么，能不能找出一个思想既有存在主义的方法，又有“拯救”的概念呢？ 
这就是佛法，包含龙树中道的佛法。 
张祥龙老师在龙树中道与海德格尔思想的对比中，忽略了一个事实，龙树菩萨阐述中道义的当机对象是小乘圣者和部分大乘圣者。而小乘有小乘的戒律，大乘也有大乘的六度四摄，他们共同的特点是“慈悲”(虽然有大小之分)。正如罗素所说的，当知识和爱把他往天堂上牵引时，对苦难人民的同情又把他拉回了人间。正是因为“慈悲”，“出世”与“入世”才能达到完美的统一，才能真正做到“即入世而出世”。 
泰戈尔在《故事诗　无上布施》里呼唤道：“我以佛陀的名义求你布施，喂！世人们，谁是醒了的？” 
醒醒，读者朋友们！泰戈尔是在对我们说话。我们醒了吗？ 
大乘佛教告诉我们要发菩提心，要“悲智双运”，上求佛道，下化众生。海德格尔和老庄在智慧的道路上走了很远，但是他们的慈悲心都不够。在这个意义上，我敬仰德蕾莎修女更甚于海德格尔。 
所以，“慈悲”正是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所缺少的东西。由慈悲故能入世，由慈悲故能“即入世而出世”。 

7.3　西方的慈悲 
带着这个思路，我们回溯一下西方的近代思想史，看是否有西方哲人注意到“慈悲”的问题。 
当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