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格尔其人其事(2)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05
当代德国哲学领袖关系恶化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即使进入历史纪事的细节，也难确定各因素间的关系和比重。这里只提出三二事实，不敢妄下断语。
上面讲到，海德格尔发表了《存在与时间》以后回到弗莱堡，声望甚隆。例如1928年新出版的哲学期刊《哲学论丛》的第一期竟全期讨论《存在与时间》。年轻的马尔库塞在这期《哲学论丛》上高呼是《存在与时间》把哲学重新带回到现时代.而从此以后一切哲学问题都将在这一基础上来考虑和解决了。4而胡塞尔在同一讲座上，却从未享此盛誉，这时更被海德格尔这颗新星的光芒掩盖。在哲学界地位的升降又与个人的经历缠在一起。一次大战给整个德国社会、给德国知识界带来了深重的影响。不少评论家就是从当时德国的精神环境来解释海德格尔哲学的。确实.至少粗粗一看，《存在与时间》颇似表达出一种虽败犹荣宁死不折的情绪，这种情绪与德意志深层意识中的某种东西浑然应合。海德格尔那一时期在哲学界的地位不断提高，颇有点时势英雄的味道。而胡塞尔却已年老。他有两个儿子，幼子在凡尔登之役阵亡，长子在弗兰德尔前线两度重伤。对风烛残年的胡塞尔来说，20世纪差不多就是末世了。
哲学立场上的分歧也加深了。1927年，胡塞尔受托为《不列颠百科全书》第14版写“现象学”条目。他把写成的草稿交给海德格尔去修补。海德格尔接受了这一任务，翻新重写，虽然也时时参照胡塞尔的草稿并尽量写得能使后者接受。结果，胡塞尔废弃海德格尔的稿子而单独提供了“现象学”条目。两位哲人时时或面晤或通信争论。在1927年12月的一封信里，胡塞尔断言“海德格尔还不曾掌握现象学还原的全部意义”。5胡塞尔虽然为《存在与时间》的定稿和出版出了很大力，但他既不喜爱这本书也不很重视它的内容。他警告海德格尔不要把哲学弄成了人类学。在胡塞尔看来，海德格尔之所以偏离了现象学原则，是由于他的神学偏见，同时也由于战争的后果把人们普遍驱向神秘主义。在海德格尔这方面，胡塞尔现象学中的多种提法本是很难接受的。他一心惦着“存在”，而这是胡塞尔从不感兴趣的课题。两人的哲学立场从一开始就有分歧，这一点胡塞尔后来才肯承认。“不幸我未能决定他的哲学成长。显然他在研读我的著作之际己经干上自己那一套了”。6
1928年，胡塞尔请海德格尔编辑其讲稿《内在时间意识的现象学讲演录》。结果却很不满意。辑成的稿子于1929年发表，海德格尔为它写了一篇引论，写得实在敷衍潦草，对胡塞尔1905年以后发表的著作竟一字不提。同年，海德格尔把他的《根据的本质》一书赠献给胡塞尔的七十诞辰。7但此书中没有多少现象学的提法，有几个长长的脚注实是在与老师争论。另一本更重头的书《康德与形而上学问题》则献给了舍勒（Schder）-一舍勒也是现象学者，却自立门户，因而与胡塞尔龃龉。这本书的题辞却明确称赞舍勒的精神具有“不受羁绊的力量”。该书的内容则离现象学的常调更远。这些书胡塞尔都读了。在他看来，海德格尔不啻己背叛了现象学运动。在他读过的一本《存在与时间》的扉页上，有胡塞尔1929年写的一句话：“amicus plato, magis amica veritas［吾爱吾师柏拉图，但吾更爱真理］”。这幽默算是苦涩了。
在1930年那期（现象学年鉴）上，胡塞尔未指名地但也足够明确地公开向海德格尔的哲学立场发动进攻，认为那只是一种人类学论的立场，“还达不到真正的哲学层次”。有点儿讽刺意味儿的是，这一期《年鉴》竟成了《现象学年鉴》的最后一期。1931年，胡塞尔多次以“现象学和人类学”为题作讲演，矛头直指“哲学界年轻一代”，这些讲演明称：用人类学取代现象学反自称在改造现象学，无异于背叛。这些讲演多次重复，听众甚夥，又上了报纸。矛盾公开化了。海德格尔作为学生，先前作出受气的样子，这时也公然与老师疏远了。
1929年7月，海德格尔宣读了他的教授就职讲演《形而上学是什么？》。此文把存在、虚无和人的生存都连在一起，其内容与胡塞尔的现象学可说毫无关系。这篇演讲在学生中引起了高度的正面反响。同时，它也指示出海德格尔今后的风格：他的思想将主要通过演讲和授课的形式出现，而不再通过系统著作的方式。
1930年，柏林文化部长格里姆以学生和崇拜者的身分给海德格尔写信，邀请他到柏林任职。海德格尔拒绝了。总的说来，海德格尔对魏玛民主是信任的，他的政治倾向接近于新兴的主义。在他的课程中，对政治的关切明显增重。30年代初的德国，眼前似乎摆着一千种可能的选择但又仿佛毫无出路。政治成了全民族的首要问题。
从上面几页的记述我们看到，海德格尔原来完全是个学者。他所处的社会，无非是老师，学生，同事。朋友圈子世是从这些人里来的。不料政治动乱终于把他卷了进去。
1933年4月底，海德格尔当选为弗莱堡大学校长。按照德国的传统，由正教授组成的校委会每年一度选举大学校长。校长是大学的行政首领，一年一选，但可无限期连任。校长名义上受州政府领导，但州政府实际上很少干预大学事务。学院自由是大学和政府两方面都引为高度自豪的德国传统。但是，在魏玛共和国晚期，纳粹学生组织多如雨后春笋，多方从事右派校园活动。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登台为总理后，纳粹学生更是肆无忌惮。那一年第一任弗莱堡校长是解剖学教授威廉·冯·莫棱多夫。他在4月16日就职后不到两周即被巴登文化部长解职，原因想必是他曾禁止纳粹学生在校园内张贴反犹文告。解职当天，莫棱多夫与一些教授找到海德格尔.敦促他出面候补校长人选。战后的非纳粹化委员会所作的调查报告披露，这些教授当时相信海德格尔的国际声誉将有利于保存部分学院自由和阻止纳粹党的极端破坏行为。晦德格尔同意出面，校委会一致通过。
就任第二天，三名纳粹学生到他的办公室来要求张贴反犹宣传品。海德格尔像前任一样予以拒绝。纳粹学生威胁说要向上级报告。几天后，冲锋队鲍曼博士命令海德格尔立即批准学生的请求，并暗示否则可能解除他的校长职务并关闭弗莱堡大学。海德格尔仍未让步。他后来自辩说，这次冲突使他认为要保护学院自扎仅靠他的声望还不够，最好的办法是自己从纳粹党内部未做工作。
后来，关于他和纳粹党的短暂合作传出很多故事。这些故事往往查无实据，传碍却很广。海德格尔本人又一直对这段历史不置一词。他也不常有自传式的文字，并多次回绝为他写传的要求。他的沉默只有两次被打破。一是上面提到的：战后法国占领当局为防止漏网纳粹在德国占据要位，力促非纳粹化运动。这运动的一部分是调查纳粹执政期间与纳粹发生过牵连的人士。二是1966年9月，《明镜》周刊记者采访海德格尔，其主要内容即关于他与纳粹的牵连。这篇采访依海德格尔的要求于他去世后在1976年第23期以《只还有一个上帝能救渡我们》为题刊出。后者可看作海德格尔的自辩，前者是客观调查得出的报告。比较二者，事实方面是大致吻合的，虽然动机等问题永远有不同解释的可能。对这段厉史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熊伟先生译出的《只还有一个上帝能救渡我们》。8这时只讲个梗概。
1933年5月27日海德格尔的校长就职演说《德国大学的自我主张》中有大量拥护纳粹的和与纳粹宣传合拍的提法。他讲到德国大学的目的是“教育和训练德国人民命运的领袖和卫士”。他预告“大肆鼓吹的‘学院自由’将被赶出德国大学，因它由于消极而不真。这种所谓‘自由’的意思无非是没有牵挂、个人任意逗留于其目的与意图、随便行动或不行动”，他把初入纳粹执掌的局势颂为“伟大壮严的破晓”。他列数德国大学的三根支柱为“劳动服务、军役服务和知识服务”，他提出要在纳粹运动提供的新可能性中“彻底改造德国大学”。海德格尔后来的
上面讲到，海德格尔发表了《存在与时间》以后回到弗莱堡，声望甚隆。例如1928年新出版的哲学期刊《哲学论丛》的第一期竟全期讨论《存在与时间》。年轻的马尔库塞在这期《哲学论丛》上高呼是《存在与时间》把哲学重新带回到现时代.而从此以后一切哲学问题都将在这一基础上来考虑和解决了。4而胡塞尔在同一讲座上，却从未享此盛誉，这时更被海德格尔这颗新星的光芒掩盖。在哲学界地位的升降又与个人的经历缠在一起。一次大战给整个德国社会、给德国知识界带来了深重的影响。不少评论家就是从当时德国的精神环境来解释海德格尔哲学的。确实.至少粗粗一看，《存在与时间》颇似表达出一种虽败犹荣宁死不折的情绪，这种情绪与德意志深层意识中的某种东西浑然应合。海德格尔那一时期在哲学界的地位不断提高，颇有点时势英雄的味道。而胡塞尔却已年老。他有两个儿子，幼子在凡尔登之役阵亡，长子在弗兰德尔前线两度重伤。对风烛残年的胡塞尔来说，20世纪差不多就是末世了。
哲学立场上的分歧也加深了。1927年，胡塞尔受托为《不列颠百科全书》第14版写“现象学”条目。他把写成的草稿交给海德格尔去修补。海德格尔接受了这一任务，翻新重写，虽然也时时参照胡塞尔的草稿并尽量写得能使后者接受。结果，胡塞尔废弃海德格尔的稿子而单独提供了“现象学”条目。两位哲人时时或面晤或通信争论。在1927年12月的一封信里，胡塞尔断言“海德格尔还不曾掌握现象学还原的全部意义”。5胡塞尔虽然为《存在与时间》的定稿和出版出了很大力，但他既不喜爱这本书也不很重视它的内容。他警告海德格尔不要把哲学弄成了人类学。在胡塞尔看来，海德格尔之所以偏离了现象学原则，是由于他的神学偏见，同时也由于战争的后果把人们普遍驱向神秘主义。在海德格尔这方面，胡塞尔现象学中的多种提法本是很难接受的。他一心惦着“存在”，而这是胡塞尔从不感兴趣的课题。两人的哲学立场从一开始就有分歧，这一点胡塞尔后来才肯承认。“不幸我未能决定他的哲学成长。显然他在研读我的著作之际己经干上自己那一套了”。6
1928年，胡塞尔请海德格尔编辑其讲稿《内在时间意识的现象学讲演录》。结果却很不满意。辑成的稿子于1929年发表，海德格尔为它写了一篇引论，写得实在敷衍潦草，对胡塞尔1905年以后发表的著作竟一字不提。同年，海德格尔把他的《根据的本质》一书赠献给胡塞尔的七十诞辰。7但此书中没有多少现象学的提法，有几个长长的脚注实是在与老师争论。另一本更重头的书《康德与形而上学问题》则献给了舍勒（Schder）-一舍勒也是现象学者，却自立门户，因而与胡塞尔龃龉。这本书的题辞却明确称赞舍勒的精神具有“不受羁绊的力量”。该书的内容则离现象学的常调更远。这些书胡塞尔都读了。在他看来，海德格尔不啻己背叛了现象学运动。在他读过的一本《存在与时间》的扉页上，有胡塞尔1929年写的一句话：“amicus plato, magis amica veritas［吾爱吾师柏拉图，但吾更爱真理］”。这幽默算是苦涩了。
在1930年那期（现象学年鉴）上，胡塞尔未指名地但也足够明确地公开向海德格尔的哲学立场发动进攻，认为那只是一种人类学论的立场，“还达不到真正的哲学层次”。有点儿讽刺意味儿的是，这一期《年鉴》竟成了《现象学年鉴》的最后一期。1931年，胡塞尔多次以“现象学和人类学”为题作讲演，矛头直指“哲学界年轻一代”，这些讲演明称：用人类学取代现象学反自称在改造现象学，无异于背叛。这些讲演多次重复，听众甚夥，又上了报纸。矛盾公开化了。海德格尔作为学生，先前作出受气的样子，这时也公然与老师疏远了。
1929年7月，海德格尔宣读了他的教授就职讲演《形而上学是什么？》。此文把存在、虚无和人的生存都连在一起，其内容与胡塞尔的现象学可说毫无关系。这篇演讲在学生中引起了高度的正面反响。同时，它也指示出海德格尔今后的风格：他的思想将主要通过演讲和授课的形式出现，而不再通过系统著作的方式。
1930年，柏林文化部长格里姆以学生和崇拜者的身分给海德格尔写信，邀请他到柏林任职。海德格尔拒绝了。总的说来，海德格尔对魏玛民主是信任的，他的政治倾向接近于新兴的主义。在他的课程中，对政治的关切明显增重。30年代初的德国，眼前似乎摆着一千种可能的选择但又仿佛毫无出路。政治成了全民族的首要问题。
从上面几页的记述我们看到，海德格尔原来完全是个学者。他所处的社会，无非是老师，学生，同事。朋友圈子世是从这些人里来的。不料政治动乱终于把他卷了进去。
1933年4月底，海德格尔当选为弗莱堡大学校长。按照德国的传统，由正教授组成的校委会每年一度选举大学校长。校长是大学的行政首领，一年一选，但可无限期连任。校长名义上受州政府领导，但州政府实际上很少干预大学事务。学院自由是大学和政府两方面都引为高度自豪的德国传统。但是，在魏玛共和国晚期，纳粹学生组织多如雨后春笋，多方从事右派校园活动。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登台为总理后，纳粹学生更是肆无忌惮。那一年第一任弗莱堡校长是解剖学教授威廉·冯·莫棱多夫。他在4月16日就职后不到两周即被巴登文化部长解职，原因想必是他曾禁止纳粹学生在校园内张贴反犹文告。解职当天，莫棱多夫与一些教授找到海德格尔.敦促他出面候补校长人选。战后的非纳粹化委员会所作的调查报告披露，这些教授当时相信海德格尔的国际声誉将有利于保存部分学院自由和阻止纳粹党的极端破坏行为。晦德格尔同意出面，校委会一致通过。
就任第二天，三名纳粹学生到他的办公室来要求张贴反犹宣传品。海德格尔像前任一样予以拒绝。纳粹学生威胁说要向上级报告。几天后，冲锋队鲍曼博士命令海德格尔立即批准学生的请求，并暗示否则可能解除他的校长职务并关闭弗莱堡大学。海德格尔仍未让步。他后来自辩说，这次冲突使他认为要保护学院自扎仅靠他的声望还不够，最好的办法是自己从纳粹党内部未做工作。
后来，关于他和纳粹党的短暂合作传出很多故事。这些故事往往查无实据，传碍却很广。海德格尔本人又一直对这段历史不置一词。他也不常有自传式的文字，并多次回绝为他写传的要求。他的沉默只有两次被打破。一是上面提到的：战后法国占领当局为防止漏网纳粹在德国占据要位，力促非纳粹化运动。这运动的一部分是调查纳粹执政期间与纳粹发生过牵连的人士。二是1966年9月，《明镜》周刊记者采访海德格尔，其主要内容即关于他与纳粹的牵连。这篇采访依海德格尔的要求于他去世后在1976年第23期以《只还有一个上帝能救渡我们》为题刊出。后者可看作海德格尔的自辩，前者是客观调查得出的报告。比较二者，事实方面是大致吻合的，虽然动机等问题永远有不同解释的可能。对这段厉史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熊伟先生译出的《只还有一个上帝能救渡我们》。8这时只讲个梗概。
1933年5月27日海德格尔的校长就职演说《德国大学的自我主张》中有大量拥护纳粹的和与纳粹宣传合拍的提法。他讲到德国大学的目的是“教育和训练德国人民命运的领袖和卫士”。他预告“大肆鼓吹的‘学院自由’将被赶出德国大学，因它由于消极而不真。这种所谓‘自由’的意思无非是没有牵挂、个人任意逗留于其目的与意图、随便行动或不行动”，他把初入纳粹执掌的局势颂为“伟大壮严的破晓”。他列数德国大学的三根支柱为“劳动服务、军役服务和知识服务”，他提出要在纳粹运动提供的新可能性中“彻底改造德国大学”。海德格尔后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