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西方哲学虽然成为斯大林主义时期整个东方阵营意识形态严厉评判和严格限制的对象，北图并未对相关书籍的借阅予以禁制。毕竟读者甚少，而且大多数借阅者都是政府允准的专业人士。不是在“物理的”意义上，而是在“心理的”意义上，人们似乎普遍失去了自由选择的意志。“德不孤，必有邻”，有时也希望在馆内会不期而遇某位独立进学之士，但多年下来我几乎是“社会人士”中唯一的哲学研读者。也许正因如此，象我这样的追求西方思想的个例才未受到监督机构关注和限制。1959年进馆不久，我确实遇到了另一位哲学书籍使用者，他是由北大数学系休学的自由翻译家马元德君(当时北京上海都有少数以独立翻译为生的自由职业者)。马君亦为罗素崇拜者，时为商务印书馆翻译作为内部读物的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并为马列编译局 翻 译德文考茨基著作。结识马君后，在其影响下曾进一步坚定了我走逻辑实证主义路线的决心，为此我还曾两度短期“中断”北图生活而进入北京的师范院校数学系。但两次都因不能适应集体环境和个人学习方向调整而几个月后就又退出学校，重回到当时中国最适于我“容身”的小角落：北图。只有走进北图，我才觉得心神有安顿处，现实社会及其价值规范是完全外在于我的生活的。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我基本上是在北图度过的。这段终生难忘的日子，我也是和马君一起在边谈哲学边忍饥饿中度过的。马君一方面热心帮助我规划进修现代数学和数理逻辑，还协助我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为了让我买到梦寐以求的影印韦氏三版大词典，他曾带我到他的几位北大老同学家中去兜售我的几件旧衣物和旧外语片。当他用这笔钱和借来的购书证为我买到字典送至我家时，我真感欣喜若狂，似乎世界知识“精华”已尽在其中(因其数十万词条包括了大量名家例句，可供读赏)。夏季夜晚我们有时也在北图小花园里天南海北，马君记忆力殊强，可背诵大段贝多芬旋律。困难年头我们几乎天天见面，彼此都须严格控制主食份量。我因较年轻，往往一个月29斤定量半个月左右就已吃尽，剩下半个月只能胡乱凑活。马君则颇能自律，每餐决不超出限量。有一次到他不过6米左右的小屋去，正赶上他吃饭。(那时多好的朋友都不留饭，因彼此定量都是限定的。)蒸笼里边是切成一小块一小块的玉米面丝糕，他就着咸菜津津有味地边吃边聊。此情此景，四十多年过去了，至今仍历历在目。

8、 安危之间

反右派，大跃进， 大饥荒：这是文革以前的革命三部曲。奇怪的是，那五六年也是中国知识分子最“进步”的时期，即使在各个家庭内部也少有不满和牢骚。反右运动显然极为成功。大多数右派都能服罪和自责。大约从文革开始后，知识分子才稍微恢复独立思考的能力， 而不久之后又在外力挑动下轻易卷入各种无谓的派系斗争，不假思索地为之生生死死，总归是顺时顺势顺流而动(这一知识分子的固有倾向，在不同地区、不同环境、不同时期表现形式不同，而其性格特质并无根本不同。)。因此反右以来二十年中，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理素质和行为方式是人类历史上最值得研究的现象之一。这样，文革前也是“脱离组织”者最感社会压力的时期，因为人人视你为可疑份子(不只是落后份子，很可能是“反动份子”)。如何冷静准确地估量客观条件和主观需要之间的关系，成为维持独立精神生存的必要智术。固然我幸有家庭支柱(作为“民主人士”之子和作为“人民教师”的配偶)，但这只是极其脆弱的“最低安全线”。当时任何象我这样“脱离组织”的游离份子都有随时遭遣送“劳动教养”的可能。十多年来我也一直是街道积极份子和民警暗中监视的对象。不过，审时度势之后我形成了自己的“安保理论”，因为在公开的禁令严格性和对个人自由实际容忍度之间，存在有一个内部掌控的“差距”。我的自由选择就是实现于对此差距的不断重估之中；我比别人多一些的所谓勇气也就建基在敢于在此最低安全概率估计中去安身立命，以图确保自由生存时间。对我来说，研究安全底线问题涉及独立求知计划的有效贯彻。相比起我的重大精神目标来说，现实行为必须格外谨慎，尽量不使误判和偶然意外发生。我如认真向学，就必须注意安全，为此所需的代价即自愿成为“等外人”和孤独者。十多年来我所受到的主要“关注”方式是，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一次夜半“查户口”行动：其程序是：半夜敲门，一位民警和几位街道妇女一起挤进我的小屋，制造威胁气氛。开场白之后，照例突转话题：“最近在干什么？”我照例答复：“没干什么”。民警边问话边作翻阅书物状。有时加问一句：看什么书呢？我照例答“看韦氏大字典”。民警盯一眼后补上一句：“来人记着报户口”。这一夜倒是必可高枕无忧了。

9、 北图关闭

等到文革来临北图闭馆时，我已在那里出入了七八个寒暑，并已基本形成了自己的人生观，世界观和知识观。这对于我其后十一年在南、北家中第二阶段的独立研读生活确有相当助益。1966年春，社会上大批判正在紧锣密鼓地展开，北图的读者也渐渐稀疏起来。记得邢台地震发生时，我正在二楼大阅览室看书，慌忙随众冲出楼外。北图遇震，象征了北图已不再是我的“避风港”。其后形势日渐混乱，北图终于长期闭馆。我于是动身去宁波探亲，没想到抵甬不久，文革运动开始，妻子学校中的大字报贴满楼墙。我于是又匆匆跑回北京。此时京城已成一夕数惊之地。不久东单广场竟然张出了“焚书大会”横幅，显示了所谓文化大革命实乃历史上另一次全面灭书运动。我骑车路过东单时见此情景，不觉一时热血沸腾，“读书人用功岂非正在此时！”就现实面而言，却须打起全副精神来应对此空前危难。回家后一面设法“坚壁清野”，把社科类书籍藏到红卫兵不致一眼看到的地方。同时告诫父亲，如遭红卫兵身体侮辱，决不可意气顶撞。父亲历史问题严重，我则必被视为“不满份子”。两人都属首当其冲。不想等到抄家高潮过去后，我们父子竟均安然无恙。父亲因三十年代在北师大学潮时开除过进步学生，49年后即遭闲置。加以和大多数民主人士积极于靠拢和自表不同，父亲不事营求，一直住在破旧四合院南角原为“下人”居住的八米大小陋室内(父亲在此住了整20年，直到去世)，每日自生煤炉和上胡同公厕，与贫民居住条件无异，结果反因此免遭一劫。

10、 重进北图

十一年过去了。文革结束，1977年夏北图重新开馆。通过亲友的借书证我又重新迈进睽隔十一年的北图。十年来已大有长进的外语阅读能力使我得以迅即进入当前世界学术状况。几个月来，如饥似渴地翻阅英德法日俄文字资料，并发现了和文革同时兴起的法国结构主义和符号学。当时我所期盼的只是如何弄到借书证，以便能够继续文革前在北图读书的日子。万万没想到是“电影”(结构主义符号学电影理论)改变了我后半生的命运，成了使我重新走入社会的“媒介”。我遂在社科院仅向社会开放半年的缺口期间，意外地挤进了这所最高文科学府。是两位“老干部”(室主任杜任之和所长孙耕夫) 为我开启了绿灯(当时如为知识分子精英主事，则我决无可能获得为中国哲学 重建事业贡献心力的机会。我并先后向杜任之先生推荐过北图旧识张金言君和张履平君。可惜掌握多种外语的履平君迟了一步，最后未能转正) 北图为我准备了“不惑之 年”进入学界的条件。如果没有北图时期确立的方向，就没有文革时期坚持独学的定力。没有20年的国内独立探索，也就没有其后20年的国外独立追求。知为行先，任重道远，迟暮之年，固当力倡此悟成于40年前北图“向壁”时期的“学之哲学”，以待后之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