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人们普遍认识到现代与经济陷入分裂之中，政治、经济体系与生活世界相互矛盾。现代国家权力具有相对独立性，现代政治具有普遍主义与自由主义双重性。这种双重性有其历史根源，它的雏形就是建立在各个阶级对立之上的君主专制国家的官僚机器，资产阶级由于自身的政治无能，并没有直接掌握国家官僚机器，而是利用这个“中立性”的官僚机器作为调和社会矛盾、保持社会形态统一于资本主义经济之上的机制。“中立性”的大众国家正好满足了资产阶级把资本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利益，进而使各种社会利益组织成一个维护资本利益的整体这一目的。这种国家的相对自主性本质上就是用来协调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手段，由于这种国家的双重职能，事实上导致了资本主义在国家履行社会职能和资本主义经济职能时面临着越来越难以承受的矛盾，现代社会危机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经济领域的尖锐阶级对立逐渐转向政治领域国家政策的危机。从自由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走向今天的全球资本主义，实质上不过是资本积累把国家作为技术手段，再次谋求摆脱民主原则，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之间的实质性分裂关系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国家与其经济体系依赖不同的机制并且发挥不同的作用，货币经济的基础是交换价值规律，追求的直接目标是利益最大化，它通过分工和交换使劳动力商品化，导致了阶级对抗。权力管理体系除了具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之外，还要依赖社会合法性条件（规范体系、法律制度和军队等镇压力量）发展一套社会监控和协调机制，目的是弥补市场职能缺陷和经济不平衡带来的社会一体化危机，控制社会的一体化是它的直接目的和职能。
　　政治和经济体系的理性化实际上与生活世界的原则是冲突的，这种冲突根本上就是把生活世界分裂地立于具体性与抽象性两个原则之上。政治围绕权力因素被合理化，经济则围绕金钱原则得到合理组织，而生活世界本身是以交往为核心原则得到维护的，它不可能把自己完全建立在权力和金钱的抽象原则之上，作为生产和分配的社会化前提和基本创造力根源的生活世界，会以经济民主形式反馈到经济关系和活动中去，带来经济本身的分裂。现代政治的技术主义和现代经济的金钱主义问题根本上是它们试图替代生活世界的具体原则造成的。在现代社会，生活世界既被其他原则逼迫成日渐萎缩的，也是越来越成为与其它原则相抗衡的，它本身在变成多样化维度中的一个，但是确实是不可失去的维度，因为它尽管受到彻底抽象化因素的渗透和改变，也反过来不断影响其它领域。政治从来都是由权力、统治、支配和服从、顺从、屈从两个方面构成的，而不能完全还原到经济生产利益上去，政治提供了作为生产前提的秩序条件。
　　在当代世界中，经济学把政治的作用看成是对经济发挥制约作用的制度因素，文化研究则把政治看成是社会中的权力问题。经济的发展和变革中越来越显示出制度和权力的制约，成为社会变革的保持稳定必须通过的“瓶颈”，这种制约不仅仅是单纯的生产，还渗透的各种分配关系，进而渗透到个人之间、群体之间、组织之间以及它们与个人之间的关系之中，从而发挥稳定或动摇生产、社会结构和文化的作用。现实的条件下不可能理想地
　　——即一劳永逸地消除经济自由与社会民主之间的张力关系，它是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事实，综合性地平衡是保持这种关系之间张力不可避免的选择。

　　3、作为现代社会构想的自由主义包含着毁灭自身的因素。
　　自由与权力之间的对立和转换是现代社会面临的基本问题之一。一方面，自由作为选择被看成是认识和真理的前提，超出了认识和真理本身，根本上带有非理性认识的特征，自由的决断总是在认识之外的，它的这一特征被看成是人的天赋能力，自明的“真理”。由此而来它也就成了非真理，与认识到的客观现实相对立，可以超出那个规律性。另一方面，自由被视为建立在必然性基础上，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但是把握了必然性恰恰意味着要顺从必然性，服从那个自由之外的客观力量以及掌握了这种客观性的特权化认识，自由由于要主动地服从那个不是其自身的强制力量以便实现自身，就牺牲和压制自己，直至把牺牲本身看成是自由。
　　现代社会是在摆脱宗教和封建政治专制基础上产生的，自由主义曾经是现代社会的基本原则，但是以自由主义为原则的资本主义社会却在发展过程中转向了垄断资本主义和国家主义。针对现代社会这一发展，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指出，走向国家主义的原因在于启蒙精神具有矛盾的结构，它以规律性的名义控制自然和自己，在思想中掌握了自然，而实际上却不得不服从自然。支配自然能力的增长加强了社会制度对人的支配，启蒙摧毁了旧的建立在不平等之上的直接统治权，但是又在普遍的联系和规律性之中恢复起来。现代统治权力借助科学思想的合理性和自然的不可避免的必然性，加强了被统治者的顺从，个体感到自己是自由的，然而又承认以社会为条件的事实是不可改变的。尼采、弗洛伊德和弗洛姆则认为现代社会具有理性主义的禁欲主义特征，所谓遵从合理化的必然产生的自由不过是个人主动自我压制和扭曲生命本能和感性欲望，服从理性秩序的顺从心理不可能是真实的自由。
　　纽曼和马尔库塞则强调，自由与民主在现代社会形成时就是不可分割的，在现代社会中，民主问题的解决实际上早晚要面临接受公共官僚机构还是私人官僚机构这两种选择。由于公民往往认为私人官僚机构追逐私人利益，而公共官僚机构无论如何也是为普遍利益服务的，它毕竟对每个人都采取形式平等，官僚机制倾向于按照固定的条例合法地采取它的政策，它将保留一种最小安全和自由度，因而使得公共官僚机构的权力得到加强。另外，由于社会暴乱和经济危机时，人们经常不能接受和理解把他们带到这种境地的发展规律，他们不理解，不能合理掌握事物时，就会拥抱迷信，接受平民没有自由能力，只能隶属于国家和具有天才领导能力的领导人的观点。这种观点在新教改革时期就一直存在于人们的心里，因为新教的主张是，人的理解能力是不可靠的，不可能得到真理，只有得到上帝恩宠的人才能取得成就人应该接受命运注定的安排，服从上帝的安排。由此，从领导者那里分配下去权力的内部阶层森严体制被普遍接受。[1]马尔库塞指出，自由主义和国家主义有共同的基础，原因在于，专政和独裁对于自由主义并不陌生，在政治和法律上保护私人财产权的安全也是资本主义的基本内容，当私有财产受到威胁时，社会冲突和危机的加剧就会使自由主义的理性转向非理性的根据，资本主义就会求助于专政、法律和战争；大规模的生产也必然要求系统性和社会的统一性。自由主义与反自由主义的生命哲学有共同性，因为自由主义主张的自然理性规律会解决社会不平等，与反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国家主义强调国家和领导权的自然有机性之间具有相同性，所谓民族血统、国家、社会和公众有机体的主张，尽管要为启蒙抽象理性提供一个非理性的基础，但是它并不真正批判自由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纳粹的政治存在主义就表明把自由主义的反理性因素发挥到极端的地步会产生什么结果，由于放弃了普遍的标准和历史条件，断定人是行动的动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