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现代性理论的批判维度及其问题(2)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05
，国家和民族是自然的有机共同体，政治存在主义强调观念支配行动毫无意义，个人只允许在自然的有机共同体权威下行动，服从才是真正的存在和法则。 [11]
哈耶克和弗里德曼的观点则认为自由主义走向国家主义和专制的原因在于启蒙中存在两种理性主义，那种抽象的普遍化的主观理性幻想在彻底认识事物基础上来实现自由行动，主观地安排的社会组织生活，取消了经验理性，是走向管制化的现代社会的根本原因。
4、现代社会合理化理性特征的基础在于主体中心理性。
现代社会既是交换价值理性和政治权力工具主义扩张的结果，也是建立在传统理论理性基础上被构造的，它本身体现出这种理性化的特征。这种理性化特征奠基于启蒙的自由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模式，即主体以自我维持为中心，以主观化的因果理性作为权力的合法根据，把统治内部世界和外部自然作为绝对生活目的，与传统权威斗争。自然被当成了单纯的客观实在，主体成了单纯的精神，人与自然绝对的对立起来，存在物的复杂关系被有思想的主体当成无思想的对象排斥，掩盖了人的自然性一面。科学合理化的结果产生了万能的思想，这种脱离多样化经验和人本身自然性的专横的理智和贫困的思维，把一切纳入到形式逻辑化的、量化的必然性世界框架之中，一切都被视为可以相互代替、根本上没有质的差别的、可支配的有用物。僵化的思维成了独立自主的过程，事物似乎是完全可以预期的，必然性的王国与自由王国之间的关系仅仅是数量上的、机械的，片面化的自然界变成了极权的力量。尽管个人有限的自由被夸大为完全的自由和自主，在现实中，放弃了旧权威的大多数个人实际上发现自己面对的是一个必须顺从的新的外在力量，自由经济下的劳动、极权国家的强制、社会等级关系装扮成经济事实的自然必然性和理性化的道德命令，成了新的权威。过于主观化的理性作为有目的的行动主体与外界相互作用的工具——即工具理性，它本身的辩证法在于：从与外部自然界力量相互作用中形成的自我，是自我维持和工具理性造就的主体，这种主体依靠服从自然支配自然，使世界失去魔力的同时，主体也学会了凭借主观构造的绝对必然性掌握自己，把其他主体变为统治对象，使内在自我客观化，对自我本身越来越不清楚。自我维护的主体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进行自我否定，以否定人的自然本性为代价，把自我物化的状态作为支配和摆脱自然的手段。由于否认人的自然特性，手段作为目的被提高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不只是导致熟练地支配自然，还导致自然意识的丧失、生活目的混淆、意义的崩溃、冷漠和互不关心。自我的拯救只有采取受强制的方式，做出过分的牺牲，才能对付牺牲。这种自我主体得到了一切，但是也失去了一切。统治的理性把牺牲变成了信仰，也要求受奴役者牺牲，结果导致了从摆脱了旧的权威统治走向新的权威统治，最终丧失了主体的自由。
作为现代社会文化基础的另一方面是自然主义和生命哲学的非理性，它以自然有机共同体和生命本能作为价值真理，反对以主体中心理性为内核的个人主义。但是两者之间在承认自然的统治上并没有根本的差别，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都承认绝对自然真理的存在，只是在认识真理的方式方面存在不同的观点，前者坚持通过推理和经验可以达到对真理的认识，而后者认为真理可以通过直觉、本能直接显示在人的意识之中。在非理性的自然共同体和国家权力等级体系之中同样具有使个人被强制服从的主观虚构的必然性。求助于理性前提的非理性哲学只是主体中心理性的另一面。
三、现代性的重构
现代社会是一个矛盾的世界，冲突是它的基本性质。既然如此，现代性的重构就不能停留于一劳永逸地解决这种矛盾的构想上，重构现代性只能是一个不断尝试和矛盾斗争的过程。首先，现代性的批判集中到现代社会的合理化特征，必然导致对理性本身的重新构造。以个人主观性为核心的主体理性走向虚假的客观理性必然性，根本原因在于忽视了具有自我批判精神的经验理性。阿多诺和本雅明一同强调非同一理性、多种相互矛盾的概念的共同运用，维护现象的异质性，放弃寻求形而上学对整体和部分之间关系的主观预断。[12]他们主张艺术和模仿式的意识活动可以克服主观化理性，使个人的意识消除对“精神的他者”的损害，真正表达自然和社会性。在阿多诺强调，主观性及其所虚构的冷漠的必然性表现了对活生生的生命的漠视，极端地表现了对具体性的消灭。奥茨维辛之后，精神不得不逃避绝对概念的统治，进行自我反思，“这明显意味着，如果思维想成为真实的，特别是今天成为真实的，它就必须也是一种反对自身的思维。……躲避概念的极端性。”[13]为了逃避理性走向自己的反面，后结构主义认为必须揭露它自身内在的悖谬，在主观理性自身中进行瓦解和重构。
科学的社会责任不在于科学理论本身退回到神话水平，也不能因为科学的巨大效用就放弃科学本身的特质，而是在于多种相互不可还原的知识本身发挥民主功能，摆脱绝对主义的主观总体设想和社会运用。这种科学的民主化还在于，必须承认科学的效用本质上只是科学的一部分内容，而不是科学的全部，更不是按照实证科学合理化内容组织社会生活的绝对理由，相反，科学本身应该证明的是它自身的多样化是社会民主的一部分，体现了社会民主的价值。
理性从来都是在多个主体的交往中形成和发展的，它在交往活动过程中通过不断调整才能实现一致性，理性的社会运用不能脱离这一交往过程，作为经验的交往理性才是社会的真正基础。
智能技术知识、多样化的非同一性理论知识的出现带来了理论知识的根本变革，可以反过来积极影响交往理性，改造社会文化的基础。一方面，新的理性知识在制度化和组织化中可以发挥作用，从内部抑制金钱和权力体系中绝对主义因素，另一方面，交往理性和科学本身的发展可以维护生活世界的基本价值地位，抵抗金钱和权力体系对生活世界的侵蚀和扩张。[2]
其次，面对现代社会分化和生活世界多样化发展的事实，道德价值无疑具有重要的文化功能。但是，现代社会的组织基础不可能再退回到传统自然共同体，以建立在自然共同体基础上的道德观念整合社会就失去了现实基础。现代社会冲突的解决也不可能单纯依赖道德规则、法律条文和分配规则，把冲突强制压制下去或漠视现实中的对抗，使利益冲突和政治规则分裂开来。必须以宽容的精神看待现代社会分化带来的较为个人化和多样化的生活世界，而不是按照传统社会的标准把现代社会看成是一个彻底失范的世界，强行追求新的个人之间的紧密联系和集体意识，实施强制纪律和宗教般的信仰。同时那种自由放任主义企图通过残酷竞争、彻底的自私自利，把政治问题限制在私人领域，单纯凭借自然规律基础实现社会联系，蔑视建立积极的人的交往关系和政治公正的可能性。重要的是现代社会利益斗争应该寻求新的途径，从基本的公正原则出发，在公正的范围内对抗和解决对抗，也就是说，一方面要承认各种冲突利益存在的事实，另一方面要以承认各种冲突力量的利益为基本的价值观，把利益存在的资格奠定在相互承认的基础上。只有否定和拒绝这种基本的价值观，才应该被取消存在的资格。[3]
当代社会思想中盛行着价值相对主义和普世伦理的主张，前者认为只要进行价值选择，就有做下去的理由，但是选择本身没有合理证明的可能，鼓励一种彻底的虚无主义和行动主义，后者则认为在可以建立包含普遍人性内容的一般价值原理，追求建立世界一般道德王国。两者都没有积极看待现代社会结构冲突的事实，提供切实可行的策略。
针对现代社会政治和经济体系扩张，侵蚀
哈耶克和弗里德曼的观点则认为自由主义走向国家主义和专制的原因在于启蒙中存在两种理性主义，那种抽象的普遍化的主观理性幻想在彻底认识事物基础上来实现自由行动，主观地安排的社会组织生活，取消了经验理性，是走向管制化的现代社会的根本原因。
4、现代社会合理化理性特征的基础在于主体中心理性。
现代社会既是交换价值理性和政治权力工具主义扩张的结果，也是建立在传统理论理性基础上被构造的，它本身体现出这种理性化的特征。这种理性化特征奠基于启蒙的自由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模式，即主体以自我维持为中心，以主观化的因果理性作为权力的合法根据，把统治内部世界和外部自然作为绝对生活目的，与传统权威斗争。自然被当成了单纯的客观实在，主体成了单纯的精神，人与自然绝对的对立起来，存在物的复杂关系被有思想的主体当成无思想的对象排斥，掩盖了人的自然性一面。科学合理化的结果产生了万能的思想，这种脱离多样化经验和人本身自然性的专横的理智和贫困的思维，把一切纳入到形式逻辑化的、量化的必然性世界框架之中，一切都被视为可以相互代替、根本上没有质的差别的、可支配的有用物。僵化的思维成了独立自主的过程，事物似乎是完全可以预期的，必然性的王国与自由王国之间的关系仅仅是数量上的、机械的，片面化的自然界变成了极权的力量。尽管个人有限的自由被夸大为完全的自由和自主，在现实中，放弃了旧权威的大多数个人实际上发现自己面对的是一个必须顺从的新的外在力量，自由经济下的劳动、极权国家的强制、社会等级关系装扮成经济事实的自然必然性和理性化的道德命令，成了新的权威。过于主观化的理性作为有目的的行动主体与外界相互作用的工具——即工具理性，它本身的辩证法在于：从与外部自然界力量相互作用中形成的自我，是自我维持和工具理性造就的主体，这种主体依靠服从自然支配自然，使世界失去魔力的同时，主体也学会了凭借主观构造的绝对必然性掌握自己，把其他主体变为统治对象，使内在自我客观化，对自我本身越来越不清楚。自我维护的主体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进行自我否定，以否定人的自然本性为代价，把自我物化的状态作为支配和摆脱自然的手段。由于否认人的自然特性，手段作为目的被提高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不只是导致熟练地支配自然，还导致自然意识的丧失、生活目的混淆、意义的崩溃、冷漠和互不关心。自我的拯救只有采取受强制的方式，做出过分的牺牲，才能对付牺牲。这种自我主体得到了一切，但是也失去了一切。统治的理性把牺牲变成了信仰，也要求受奴役者牺牲，结果导致了从摆脱了旧的权威统治走向新的权威统治，最终丧失了主体的自由。
作为现代社会文化基础的另一方面是自然主义和生命哲学的非理性，它以自然有机共同体和生命本能作为价值真理，反对以主体中心理性为内核的个人主义。但是两者之间在承认自然的统治上并没有根本的差别，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都承认绝对自然真理的存在，只是在认识真理的方式方面存在不同的观点，前者坚持通过推理和经验可以达到对真理的认识，而后者认为真理可以通过直觉、本能直接显示在人的意识之中。在非理性的自然共同体和国家权力等级体系之中同样具有使个人被强制服从的主观虚构的必然性。求助于理性前提的非理性哲学只是主体中心理性的另一面。
三、现代性的重构
现代社会是一个矛盾的世界，冲突是它的基本性质。既然如此，现代性的重构就不能停留于一劳永逸地解决这种矛盾的构想上，重构现代性只能是一个不断尝试和矛盾斗争的过程。首先，现代性的批判集中到现代社会的合理化特征，必然导致对理性本身的重新构造。以个人主观性为核心的主体理性走向虚假的客观理性必然性，根本原因在于忽视了具有自我批判精神的经验理性。阿多诺和本雅明一同强调非同一理性、多种相互矛盾的概念的共同运用，维护现象的异质性，放弃寻求形而上学对整体和部分之间关系的主观预断。[12]他们主张艺术和模仿式的意识活动可以克服主观化理性，使个人的意识消除对“精神的他者”的损害，真正表达自然和社会性。在阿多诺强调，主观性及其所虚构的冷漠的必然性表现了对活生生的生命的漠视，极端地表现了对具体性的消灭。奥茨维辛之后，精神不得不逃避绝对概念的统治，进行自我反思，“这明显意味着，如果思维想成为真实的，特别是今天成为真实的，它就必须也是一种反对自身的思维。……躲避概念的极端性。”[13]为了逃避理性走向自己的反面，后结构主义认为必须揭露它自身内在的悖谬，在主观理性自身中进行瓦解和重构。
科学的社会责任不在于科学理论本身退回到神话水平，也不能因为科学的巨大效用就放弃科学本身的特质，而是在于多种相互不可还原的知识本身发挥民主功能，摆脱绝对主义的主观总体设想和社会运用。这种科学的民主化还在于，必须承认科学的效用本质上只是科学的一部分内容，而不是科学的全部，更不是按照实证科学合理化内容组织社会生活的绝对理由，相反，科学本身应该证明的是它自身的多样化是社会民主的一部分，体现了社会民主的价值。
理性从来都是在多个主体的交往中形成和发展的，它在交往活动过程中通过不断调整才能实现一致性，理性的社会运用不能脱离这一交往过程，作为经验的交往理性才是社会的真正基础。
智能技术知识、多样化的非同一性理论知识的出现带来了理论知识的根本变革，可以反过来积极影响交往理性，改造社会文化的基础。一方面，新的理性知识在制度化和组织化中可以发挥作用，从内部抑制金钱和权力体系中绝对主义因素，另一方面，交往理性和科学本身的发展可以维护生活世界的基本价值地位，抵抗金钱和权力体系对生活世界的侵蚀和扩张。[2]
其次，面对现代社会分化和生活世界多样化发展的事实，道德价值无疑具有重要的文化功能。但是，现代社会的组织基础不可能再退回到传统自然共同体，以建立在自然共同体基础上的道德观念整合社会就失去了现实基础。现代社会冲突的解决也不可能单纯依赖道德规则、法律条文和分配规则，把冲突强制压制下去或漠视现实中的对抗，使利益冲突和政治规则分裂开来。必须以宽容的精神看待现代社会分化带来的较为个人化和多样化的生活世界，而不是按照传统社会的标准把现代社会看成是一个彻底失范的世界，强行追求新的个人之间的紧密联系和集体意识，实施强制纪律和宗教般的信仰。同时那种自由放任主义企图通过残酷竞争、彻底的自私自利，把政治问题限制在私人领域，单纯凭借自然规律基础实现社会联系，蔑视建立积极的人的交往关系和政治公正的可能性。重要的是现代社会利益斗争应该寻求新的途径，从基本的公正原则出发，在公正的范围内对抗和解决对抗，也就是说，一方面要承认各种冲突利益存在的事实，另一方面要以承认各种冲突力量的利益为基本的价值观，把利益存在的资格奠定在相互承认的基础上。只有否定和拒绝这种基本的价值观，才应该被取消存在的资格。[3]
当代社会思想中盛行着价值相对主义和普世伦理的主张，前者认为只要进行价值选择，就有做下去的理由，但是选择本身没有合理证明的可能，鼓励一种彻底的虚无主义和行动主义，后者则认为在可以建立包含普遍人性内容的一般价值原理，追求建立世界一般道德王国。两者都没有积极看待现代社会结构冲突的事实，提供切实可行的策略。
针对现代社会政治和经济体系扩张，侵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