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是有效力的，但既不有所要求，也不描绘任何东西，对此本雅明反驳说： 　　无论是学生失掉了圣经还是最终无法辩读圣经，涉及的都是一回事，因为没有解释的圣经不是经文而是生活。这种生活是山上有城堡，山脚有村庄的生活。在把生活转化成圣经的努力中，我看到的是“颠倒”（inversion / Umkehr）的观念，卡夫卡众多的寓言皆有这种倾向。 

　　由是观之，弥赛亚的任务会变得更为困难。他必须面对的不单是有所要求和禁戒的法律，更是像原初律法书一样的无意义而有效力的法律。而这同样是我们这些生活在已经成为规则的例外状态之中的人所必须承担的任务。 

　　十 

　　我想暂且中断一下关于本雅明的弥赛亚法律概念的论述，转而从这一概念的角度去尝试阅读卡夫卡的一篇小说《在法律面前》。在小说集《乡村医生》和《审判》中都可以找到这篇小说。当然。我并不是说本雅明会像我一样去阅读它，确切的说，我想通过解释卡夫卡的一则寓言的方式，间接地表达本雅明关于弥赛亚任务的概念。我想大概读者都会记得，这篇小说中的守门人站在法律的门前，乡下人问是否能够让他进入。他一直徒劳地等待着，临死时才听到守门人告诉他，这扇门就是专门为他而设置的。对本雅明的论文作进一步的深化，我认为，这篇寓言是弥赛亚时代法律状态的一个寓言，即是法律有效力而无意义时代的一则寓言。那扇打开的门却无法进入，就是索解这种法律状态的一个密码。雅克?德里达和M. 卡西阿里（M. Cacciari）最近对此寓言的两种诠释都支持这种观点。德里达写道：“法律因不守护而守护，什么都不守护的守门人守护着法律，这扇门一直开着，向虚无开着。”卡西阿里则非常强调这一事实，即确切而言，法律的力量在于进入已经打开的门的不可能性，在于人们抵达自己已经所在之处的不可能性：“如果门已经打开，我们如何希望‘打开’？我们如何有望进入这种打开（entrare-l`aperto）？在打开的状态中，事物已经在那儿，人们不可能进入那儿……我们只能进入我们能够打开的地方。已经打开，则使一切皆固定。那位乡下来的人之所以不能进门，是因为进入这种已经打开的状态，在本体论上是不可能的。”人们可以很容易地辨认出，卡夫卡的寓言故事所描述的情境与无意义效力状态中的法律之间具有类同性。确切的说，法律在此情况下之所以有效力，全在于它不要求任何东西，变成了非现实。乡下人被托付给了法律的潜在性，因为法律对他一无所求，不把任何东西加诸其身而呈现出其禁戒的力量。 

　　倘若这种诠释是正确的，倘若那扇打开的门是弥赛亚虚化时代（the time of its messianic nullification）的一种法律形象，那么，谁是这个乡下人呢？温伯格（K. Weinberg）在分析卡夫卡这篇寓言时提出，我们在这个顽固、羞怯的乡下人身上看到的是“受挫的基督教弥赛亚形象”。只要我们把弥赛亚主义复归其真实的语境，则这种看法是有道理的。曾经读过胡尔维兹《濒危的弥赛亚形象》（S. Hurwitz’s Die Gestalt der sterbenden Messiahs）一书的人会联想到，犹太传统中的弥赛亚形象是双重的。自从公元前一世纪以来，弥赛亚一直被分成弥赛亚?本?约瑟夫和弥赛亚?本?大卫。约瑟夫王朝的弥赛亚是死亡的弥赛亚，他受挫于反抗邪恶的战斗；而大卫王朝的弥赛亚则是胜利的弥赛亚，他最终征服了阿米洛斯（Armilos），恢复了王国。虽然基督教神学家们通常试图把弥赛亚形象的这种双重性弃置不顾，但是情况很清楚，基督既死亡又复活，他身上结合了犹太传统的两种弥赛亚形象。值得强调的是，通过马克斯?勃洛德（Max Brod）的著作《异教、基督教、犹太教》可以看到，卡夫卡从自身体验出发，已经意识到这个传统。 

　　索伦曾经写道：弥赛亚?本?约瑟夫是一个忧郁的形象，他不救赎任何东西，他的毁灭与历史的毁灭巧合。虽然这种论断是正确的，但是，如果人们考虑到弥赛亚?本?约瑟夫在弥赛亚形象双重机制中所扮演的角色（卡夫卡在构思他的乡下弥赛亚时对此已经了然于心），那么，我还是不能完全确定索伦的看法是否仍然无懈可击。在只知道一个单独弥赛亚的基督教传统中，由于弥赛亚既是救赎者又是立法者，因此他也有双重的任务；对神学家们来说，这两种任务之间的辩证关系，构成了弥赛亚主义的特定问题。（T. 康帕内拉在其论文中，以路德和阿贝拉尔德为这种辩证关系题旨的两极，对弥赛亚形象作了如下界说：“路德虽然不认可立法者，却认可救赎者；彼得?阿贝拉尔德只认可立法者，不认可救赎者。天主教会则认可两者。”） 

　　卡夫卡寓言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在它们的结尾包含了一种完全颠覆其意义的逆转的可能性。最终的分析是，对此寓言的所有解释皆把它读解为乡下人寓言式的训导故事，他在完成法律加诸其身的不可能的任务面前，无可救赎地失败或遭受了挫败。但值得提出的是，卡夫卡文本是否不允许作出不同的解读。实际上，这些诠释者似乎恰恰是忘记了该寓言结尾的那些话：“没有谁能够进入这里，因为这扇门命定是为你单独而设的。现在我要走了，要关门了。”如果正像我们所见的那样，门的打开状态，构成了一种隐匿的力量和法律的特殊“效力”，那么这就可能想象，乡下人的全部行为正是一种复杂的、潜在的策略，目的是把门关上，以中断法律持续存在的力量。因此，这个奇异的故事最终的意蕴并不是像海德格尔所论述的那样是一种“继未发生的变故而来的事件”（或言是未发生中的发生：“发生于并未发生的事件”），而是恰恰相反：这个故事告诉人们，某些事物似乎并未发生，但实际上却发生了。乡下人的故事所具的明显的令人疑惑的性质，反过来表现了故事所寓意的弥赛亚任务的复杂性。 　　正是在这种思路的观照下，人们有必要阅读一下卡夫卡笔记中那段谜一般的文字：“弥赛亚只会在他不再有必要性时才会降临，他只会在他抵达之后才降临，他不会在末日才降临，而是在真正的末日降临。”隐含在这种弥赛亚宗教神学中的特殊双重结构与本雅明心目中可能存在的范式相通。本雅明在其第八篇论文中谈及的“真正的例外状态”，是与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例外状态相对立的。这种范式是人们能够赖以构想出像eskhaton之类观念的惟一途径——eskhaton指某种既属于历史时代和法律、同时又是其终结的东西。尽管法律具有效力时我们面对的仅仅是未发生状态中所发生的事件，因此这些事件本身具有极为殊异的性质，但是这里的弥赛亚事件却是通过某种双重统一的形象而引发人们的思考的。这种形象可以建构把单一的弥赛亚（犹如单一的法律）分成两种不同形象的确定观念，其中一种形象随着历史的终结而消释，另一种形象则只在弥赛亚抵达的那一天才出现。弥赛亚事件惟有以这种方式既与历史时代相吻合，同时又不与它认同为一体，从而产生eskhaton的“微调”效应，根据本雅明所引的拉比谚语，弥赛亚王国表现出的就是这种微调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