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所述，我们知道，目的论的行动、规范的行动和戏剧的行动都分别以不同的“世界”为对象和行决条件。这分别是客观世界、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这三种行动模式分别针对着整个人类、社会的不同方面，既可以把它们看作是各各不同类型的行动模式，亦可视其为前后相继有一定逻辑关系的行动系列。然而，仅局限、停留于其中的某一行动模式，是无法达到完整和谐的社会行动，同样亦是无法完整把握和解释人类社会进化和发展。因此，引入交往行动的概念就为理所当然，“只有交往行动模式……发言者和听众，从他们自己所解释的生活世界的视野，同时论及客观世界，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中的事物。”[15]哈贝马斯认为每一种类型的都有其自身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并代表了人类社会不同历史阶段甚至不同文化类型的发展和进化。但是，交往行动比起其他三种行动显然更为合理，因为它涉及到了人类社会的所有这三个方面，并且真正以语言行动来维护三类效度要求的方式来进行的。显然，在社会合理性标准的确立及其检验方面，无论是从逻辑合理性还是实践合理性方面看，交往行动所具有的优势，是其他三种类型的行动都无法比拟的。
二、交往理性的提出及其意义
??对于目的论行动、规范行动、戏剧行动的悉心考察，哈贝马斯相信，只有综合、统一这三者才能消除它们各自对客观世界、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的偏执所带来的片面性，而获得对人类社会交往行为的完整的理解和把握。同时，也只有以语言为媒介兼容并蓄目的论行动的真实性、有效性，规范行动的正确性与戏剧行动的确实性和可领会性，才能发掘并确定一种新型的现实的社会交往行动，给人类社会的发展指出方向，带来福祗，而不是流于一般的批判、反思。这样，交往理性的提出势在必然了。
??哈贝马斯从对语言的具体运用入手，指出目的论行动、规范行动、戏剧行动这三种不同语言构思的片面性，“第一种，把交往看成仅仅为了实现自己目的的人的间接理解；第二种，把交往看成仅仅为了体现已经存在的规范性的认可的人的争取意见一致的行动；第三种，把交往看成吸引观众的自我表演。在这里，往往只把语言的一种职能论题化了。”[16]哈贝马斯强调，应该吸取现当代思想家米德、维特根斯坦、奥斯丁和伽达默尔等的思想成果，“同时注意到语言的所有职能”，以有效地避免“语言往往是各按不同的角度被片面构思”情形。哈贝马斯强调说：“对于交往行动模式来说，语言只有按照实用主义的观点才是重要的，发言者在符合理解的原则下运用句子时，与世界发生了关系，而且这不仅象在目的论的行动，规范指导下的行动，或者戏剧行动中是直接的，而且也以一种反思的方式发生关系……。发言者把这三种形式的世界观统一为一个体系”。在交往行动模式中，行动者把这个统一的体系作为解释范围的前提，在这个体系范围内他们才能达到理解的目的。行动者的行动是建立在语言基础之上，“把语言作为参与者与世界发生关系”，从而相互提出可以接受也可以驳斥，以实现相互的理解与合作，并有效地表达自己，而“不再直接地与客观世界、社会世界或主观世界上的事物发生关系”，[17]以语言为媒体的交往行动其本身就是那些寻求意见一致，并衡量真实性，正确性，确实性，一方面衡量语言行动之间一致关系，另一方面研究行动者与客观世界、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这三种关系。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是在语言基础之上确立起来的，这就使他摆脱了意识哲学由于仅限于概念、推论的抽象僵硬、独白，而带来的思想者与作为思想对象的主观世界和作为思想对象的客观世界以及思想者之间的对立，从而走出了意识哲学固有的对象性思维的阴影。而对于语用学的坚持与对语义学的限制，又使得他得以避免当代语言哲学中所表现出的某种唯名论倾向。
??纵观整个西方哲学的发展、演进，从亚里士多德的目的理性、经过笛卡儿的主体理性，到康德理性的矛盾，黑格尔的绝对理性，再到马克斯·韦伯的社会合理性，法兰克福学派的目的-工具理性。其间，我们不难发现，在黑格尔之前，关于理性的挖掘与把握仅局限于理性的某种特性，具有很大的片面性，无论是目的论行动，规范行动还是戏剧行动等类型，往往都只及一点而排斥其他；在黑格尔绝对理性中，倒是实现了理性自身矛盾的和解与统一，主观理性与客观理性、目的理性与工具理性、历史[理性]与逻辑[理性]，总之理论理性、实践理性与审美理性通过概念辩证法得以对立统一。但是，由于意识哲学的种种局限，黑格尔哲学在庆祝理性与现实和解之际，暮然回首，却发现现实世界依然故我，而理性只能望洋兴叹。正如马克思所说，“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方式……而哲学未能解决这个任务，正因为哲学把这仅仅看作理论的任务”[18]。
??黑格尔的绝对理性既实现了传统形而上学所面对的种种矛盾冲突的和解与统一，同时也因此暴露出传统理性观点的致命弱点，这就告诉人人在意识哲学层面上无论怎样努力都是无法真正解决理性与现实的矛盾的。黑格尔绝对理性的这种缺陷很快遭到了各种社会思潮攻击和批判。但是，在哈贝马斯看来，实证主义思潮对绝对理性活动范围的划界、限制而夸大了知性，非理性主义对理性的攻击、抛弃而张扬本能、意志反而加重了理性危机、文明危机，语言哲学对理性的冷漠及对语言本身的形式主义的纠缠会让语言哲学走入象牙之塔，法兰克福学派对理性的批判性、否定性的凸现却落入工具理性的巢臼。所有这一切都与世无补，这样，既不解决理性与现实的矛盾及理性自身发展中的理论矛盾，也无法解决现代社会所面临的种种难题。
??黑格尔的“凡是现实的就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就是现实的”原则为后人留了一个重大的难题，也即是社会合理性问题。按照哈贝马斯的理解，马克思认为“社会合理性是直接通过生产力的发展而贯彻的……[而]生产关系只能通过生产力的合理化压力进行革命化”，[19]并且由此得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伴随着生产力不断发展的是生产关系的不断变更，资本主义将走向灭亡，最终将获得全人类的解放。与马克思不同，尽管马克斯·韦伯担心资本主义经济和现代国家机制，会由于官僚主义及社会关系的物化而窒息生活的推动力，但是马克斯·韦伯却认为它们并不是作为束缚合理化潜力生产关系，而是作为西方理性主义在其中进行社会发展的目的合理行动的从属体系，霍克海默、阿多尔诺、马尔库塞基本上都是按照韦伯的展望来解释马克思的。对于从目的的行动到交往行动变化发展的深入考察和对从黑格尔到马尔库塞有关社合合理性问题研究的专门分析，使得哈贝马斯确信，将交往合理性与社会合理性联系在一起，把合理性行动看作是一种潜在的解放力而不是一种禁锢力量，“能避免韦伯的悲观主义；也可以避免倒退回卢卡奇、阿多诺、霍克海默尔的主观主义立场上去”。[20]显然，哈贝马斯交往理性的提出不仅其本身就是一种较为合理的解决方案，同时还为对此问题的进一步思考和解决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哈贝马斯为了全面合理、切实有效地解决社会合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