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从哲学到社会学的演进：先验与经验的辩证法
??在对待社会合理性、合法性及其现代性等一些当代哲学家共同关心的问题上，哈贝马斯与福柯、德里达、利奥塔、布尔迪厄等发生了冲突，而对于普遍性的坚持与拒斥则是冲突的焦点。当福柯总是挑战普遍性的必要性，德里达激烈地颠覆普遍性与确定性，布尔迪厄反对普遍性规范时，哈贝马斯却强调理性是唯一的并要重建理性的统一性，在他看来，“理性应当揭示游弋在康德三个批判中的理性的统一性：即道德实践观和审美判断的理论理性的统一性。”[22]那么，进一步说，对于哈贝马斯来说，如何阐述交往合理性概念的普遍性，而又不重复哲学传统呢？在他看来原则上有三条途径，第一条途径是把形式实用主义引进交往行动概念，第二条途径是摒弃形式实用主义观点经验运用性的途径，而深入到病理学交往模式、社会文化生活形式基础的演变及行动能力的个体发生史这三种研究领域，“第三条途径对社会合理化的一种理论的社会学原理加以研究”。哈贝马斯因为第三条途径的“要求少一些”并且“可以联系一种经过很好研究的[从韦伯到帕森斯]社会理论传统”[23]而选择了这种社会学途径。哈贝马斯把有关交往行动的合理性难题与现代化相联系表述为：“现代化的过程将怎样按照合理化的观点表现出来呢？”在他看来，作为社会理论表现出来的社会学就是从研究这个论题起家的，并且“在社会学与合理化性的一种理论之间存在着内部的关系”[24]。这样他便深入到社会学来阐述交往行动理论。
??哈贝马斯在交往合理性的普遍性阐述与运用上，由哲学向社会学的转向和演进，其实还有着更为深刻的用意和作用，它代表着由意识哲学到语言哲学，由形而上学到后形而上学，由主体-客体理性、目的-工具理性、理论-实践理性到处境理性的重大转向，而先验与经验的辩证法贯穿于其中。哈贝马斯由哲学转向社会学，并通过社会学理论阐述交往合理性，这既是解释现代化即合理化过程并进一步“把资本主义的现代化的问题，理解为一种片面合理化的过程”[25]的必由之路，同时这也是统一的理性作用于现代社会的运作过程中历史现实的理论表达。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的两卷本中，第一卷——行动的合理性和社会合理化，是他的微观社会学，而第二卷——论功能主义理性批判则是他的宏观社会学[26]。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的提出，一方面标志着由传统哲学形而上学[甚至包括海德格尔在内]向当代生存哲学、社会[哲]学的转向的成功与完成；另一方面他的交往行动理论也正因为在这种转变中较好地处理了理性的先验原则与现实的经验生活的对立统一的矛盾关系，在社会学，这一从其产生伊始便摆脱了意识哲学的局限而直接面对社会合理性问题的社会理论中而获得了成功。面对现当代西方各种社会思潮风起云涌，社会动荡不安这种局势，哈贝马斯的社会交往理论较为合理地解释了西方的近现当社会一般发展进程，尤其是对资本主义现代化如何表现为片面的合理性作了较为切实的回答。
??在近当代德国哲学发展中，首先，由康德在知识科学、伦理道德中揭示出，先验与经验的尖锐的矛盾对立，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他试图将先验的理性法则与经验的感觉材料不无独断地融进“先天综合判断”之中，但却以先验与经验的二元对立而告终。从此，对于先验与经验矛盾的解决，就成了康德后继者不得不面对的难题。从费希特、谢林、黑格尔到马克思，再从叔本华、尼采到胡塞尔、海德格尔，最终直到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霍克海默、阿多尔诺，他们都对这一突出重要的问题进行了自己的尝试和努力。但是，在哈贝马斯看来，所有这些努力与解答，都“表明了意识理论原理的局限”。[27]正是基于对传统意识哲学的局限的反思，促使哈贝马斯不再固执于单一、片面的合理性标准，进而也不再停滞于某种现成的、固定的合理性标准。而是从哲学转向社会学，转向了社会学的不断生成的交往行动，在各种层面的不断的交往活动中寻求社会的合理性。从而打破了传统意识哲学对先验与经验矛盾的处理的做法，也即要么设置对立，要么把两者相加连在一起，或者由先验演绎出经验，或者从经验中抽象出先验。但是，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是是以先验与经验的对立为前提，并因此只能以先验与经验的冲突而告终。哈贝马斯认为在社会学中对合理性问题的讨论应在三个层面上进行的，在经验的或经验性理论层面上，它研究社会的现代化与文化的合理性和社会的合理性的关系；在理论的层面上，社会学的研究主要导向于捕捉群体行为的合理性和社会行为的合理性之间的对比；在先验的理论的层面上，对合理性活动的解释成为理解所有导向问题的前提。在社会学中，通过在这三种层面对交往行动的深入探究，所显示出的理性[或合理性标准]，既不是仅限于经验的客观世界的客观理性，也不只是实际上永远也无法摆脱主观意识的先验的抽象的主观理性，而是通过交往活动产生的融主客观性，融先验与经验于一身的处境理性，也即交往理性。这种交往会理性就其相对于每一具体的交往活动而言，有其先验性，但对于整个人类的交往活动来说却又是生成的，经验的。但是至关重要的是，在此，交往行动的合理性的标准已经走出了绝对先验性的阴影，它不再是作为不可追问也无法追问的第一原理或终极真理，而是可以追问并且必须不断追问的不断生成的开放性东西。甚至可以说，交往行动的合理性的标准就在于对这种追问的不断地追问之中，正是在这种追问中人类的交往行动不断趋于合理化，也正是在这种其合理性标准可以追问的交往行动中，人类社会得以发展和进化。因此，在社会学对合理性的经验和注解中，可以化解自古以来就围绕智者哲人的先验与经验矛盾之谜。原来，在社会学对社会发展——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的研究中[现实理性]，既有统一性的[先验]理性原则作为社会历史自身发展的逻辑、规范，又有散落于社会各个[亚]系统的理性碎片之经验的体现。社会学这种对先验与经验的矛盾的和解，在哈贝马斯看来，既可“卓有成效地革新马克思现实抽象的概念”[28]，又能反对“意识的哲学和关于行动的个人目的论这两种理论削弱[了]自从马克思以来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批判”[29]。
??哈贝马斯对当代西方社会思潮的发展进行了全面的考察和概括，他认为本世纪产生了四次重要的运动，也即分析哲学、现象学、西方马克思主义和结构主义的产生。与此相应的是现代思想的主题的兴起，哈贝马斯将其归结为四种主题，“其航向为：后形而上学思维、语言转向、处境理性以及颠覆理论对实践的至高无上的地位——或者说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克服”[30]。哈贝马斯正是在这种思想地平线上，面对现代性乃至后现代性的冲击下，首先由哲学转向社会学，并提出交往合理性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哈贝马斯的这种作为，既是对传统哲学留下的难题积极的解答，亦是对现代思想主题巨大转变的努力回应与融入，同时还是对后现代性的顽强抗拒。哈贝马斯正是通过交往理性的有效性要求及对三个世界的贯通、融合和对理性所有三种类型[或阶段]行动的统一，竭力维护着理性自身的统一性和现实性。哈贝马斯站立在现代性的地平线上依靠着社会学精心地呵护着理性。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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