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种观点在肯定其启蒙意义的同时，认为严复的三民思想具有相当的片面性，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带来了一些消极影响。杨正典认为，严复辛亥革命时期的思想主要是以三民思想为指导的教育救国论，这种把复兴民族的希望寄托在教育上面，尽管有其合理因素，但这是从唯心史观出发的片面之谈，而且这种论调在客观上也与预备立宪相呼应，成为其欺骗性的理论基础，造成了相当消极的影响。郭国灿认为，三民思想以教育为先，始终没有处理好与政治和革命之间的关系。张红认为，“由于他的社会经历和阶级属性的局限，使严复最终不能理解教育与革命，教育与政治、经济密不可分的关系，孤立片面的夸大思想启蒙与教育的作用，把它看作是决定政治、经济的基础和前提，而且，这项工作是一项艰巨而浩大的工程，中国现实使严复一次又一次失望”。
2．有关国家近代化道路
众所周知，严复因为一直坚持他的三民思想而持渐进改良主义。像蔡乐苏所认为的，对严复而言，即使在戊戌变法时期康梁在“新民”诸报上的激进宣传也不合时宜，他认为，若等西太后享尽天年后再变法，则不会有血案发生，也不会功亏一篑。可以看出，严复是坚决反对用激进的手段来改造国家的。
萧功秦就严复的渐进主义的近代化道路从学理上作了最早的探讨。他指出，严复的渐进主义是有完整的理论基础的，即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论决定对西方文化既不能单项引进，也不能全盘引进。只有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挖掘和培养一些具备现代化性质的质素，诱导其成活和发育，“使其成为嫁接外部现代化机制的内源性基础，内部的现代化质索与从外部引进的相适应的制度和因子两相结合，从而可以‘与时偕达’地形成一种不断带动现代化纵深推进的机制”。萧功秦进一步指出，“严复认为，要顺利导入现代化的内源性发展，传统文化的价值与文化具有积极的中介作用”。这样需要我们重视和认真反思传统文化，并从中挖掘和培育现代化的因子，以推进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变，在这一过程中，“渐进主义在批判激进主义与国粹主义的过程中，在深入认识中国现代化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的基础上，为后人留下一笔值得重视的思想财富”。
俞祖华还对严复和孙中山的近代化思想作了全面而细致的比较。指出，他们虽然采取了渐进和激进的不同道路和理念，但是他们都是有其可取之处和不足之处的，渐进和激进作为两条不同的道路，在他们二人的方案中也不是绝对的，启蒙和实践也在客观上成了互补的一对范畴，这是可以引起我们继续深思的。
四、严复的晚年思想
关于严复思想的变化问题，在学界一直是存在着很大争议的。传统的观点认为，严复晚年思想相对于早年激烈地批判旧学，宣传西学，为维新变法张目而言，出现了保守与落后于时代的需要，认为他放弃了早年竭力宣传过的西学，完全回归传统，且主张君主专制，反对民主共和，提倡尊孔读经，已经陷入封建专制主义的包围之中。因此总结说严复是早期进步，后期反动。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严复晚年思想的内容的界定没有太大的变化，杨正典的观点可以充分地代表这一共识。他说，“严复执着于他的渐进改良，于‘革命立宪皆非其所措意’，成了掉队的先行者”。
但在对严复晚年思想的评价上出现了较大的改变。大多数的学者丢掉以前的一些武断和简单化的做法，认为不能用“进步”与“落后”来评价严复这样一个思想家，不能因为他晚年提倡尊孔读经来论证他反动(因为尊孔读经也并不意味着反动，儒家经典里本来就有许多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的内容)。而他寄希望于强人政治是考虑到安定为一切政治改革的前提，这些都是学理上的探讨，根本说不上“反动”二字。
与上述认为严复思想前后有巨大反差的观点相对，有少数学者认为严复的思想一直都是贯通的，不存在前后不一致的问题，体现在三民思想的一贯性和终生都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这两种观点上。
1．严复思想前后存在巨大差异
多数论者在取得了这一共识的基础上，其关注的重点落在了严复的思想为何会产生巨大变化的原因上。主要有以下几种解释。
(1)阶级局限、政治落伍论。持这一观点的主要有彭洁、李白辉。彭洁指出，严复后期保守主要缘于他不懂得变革生产方式在社会变革中的重要作用，即对时代的来去把握不定，是“不成熟的阶级产生的不成熟的思想，这种局限性体现在他把希望寄托在圣人身上，资产阶级改良道路在中国行不通”。李自辉具体论述了严复的政治态度可分为三个阶段，由主张改革到教育救国到复辟帝制和尊孔复古，其原因主要是由于他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决定其政治态度必然日益右倾，阶级地位的局限是使他落伍的阶级根源。
(2)政治形势恶化令其失望论。持这一观点的人不在少数，有卢云昆，王春玲等。卢云昆认为，严复早年虽是持渐进主义的，但其晚年思想和早年相比，确实存在保守的倾向，而其原因在于，“一是戊戌事后，清政府虽已实行新政，但混乱频仍，求治无望”，二是“随着西学大量涌进……肆意泛滥，害人不浅”，三是他看到了“平等、自由、民权诸主义，百年已往”，“乃至于今，其见日弊，于是持论更加审慎，更趋于中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