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双重因素论，即严复本身所具有的渐进思想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保留(内因)与政治形势令其失望论(外因)。甄建均试图从严复思想变化的内在理路人手，论述晚年思想的归宿，他认为严复思想可分为早中晚三期，而产生变化存在外在原因和内在原因。外在原因是西方文明的祸害，由失望引起向传统文化伦理价值倾斜；内在原因在于其渐进思想，一直反对共和，和他思想中一直保留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眷恋。这两重因素相夹，使他的思想有前后的不同。持这一观点的还有陈孝华等人。
　　(4)反思论。丁四新认为，“辛亥革命后，由于时事混乱的武人争雄和欧战的刺激，严复的思想成了一反思的思想和政治态度。而在这一反思过程中，一是蕴含着一种孤怀独抱的操守和对‘时俗’的抗拒，二是对他中年时期思想的悔悟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新体认与复归，这两种心态决定了严复晚年的人生历程，将是在摇摆不定、幻化茫然的心理动荡中，倍感内心理想与现实矛盾的冲突与折磨”。他指出严复面对混乱的国内国际环境，他对欧洲文明、壮年时期的思想和辛亥革命后的现实，进行的反思使他认为孔孟之道才是根本，而不管是倡教还是尊孔，他认为都是要树立国性维系人心的必要。杨正典对严复晚年为何会提倡尊孔读经作了推测，他说，严复借第一次世界大战为契机，对西方文化进行了再评价，对传统文化的再反思，对儒学的肯定是经过了否定之否定后的肯定，是超越了中西之后的重新取向和规划，体现了严复思考的深入化，也体现了他深厚的爱国主义精神。
　　(5)道德文化关怀论。持这种观点的有顾士敏、艾昆鹏、张水勇、武云、俞祖华等。顾士敏在1992年就提出，严复从批判传统文化、传统政治制度以救亡，到批评辛亥革命而力持君主制，是对国性的认识为中心而进行的。早年恨之则认为封建旧学是中国国民素质低下的症结所在，晚年爱之又是因为他认为它是铸造国性、人格、国格之基，这种矛盾的共存是由于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使然。艾昆鹏、张水勇则从道德关怀的视角论证严复在接受西方进化伦理思想、接受西方民主政治的同时，在中国现实状况的影响下，关注传统与道德的关系，认为失去传统道德也将失去有效的基础。这种态度最终使他回归传统，放弃了对民主自由的追求。
　　(6)建国论。王宪明分析了严复的建国思想后认为，除了传统文化本身所对铸造国性这一点外，严复还有一个更深远的终极关怀，希望在学习西方物质文明与政治文明生产的同时，应具有自己的教化和民族文明，这样才能适应世界潮流，而不至于像别的一些国家一样因丧失民族特性而导致由盛转衰甚至亡国灭种的情况出现。王宪明认为，严复的这一思考是深沉的，也是符合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要求的，更是符合世界文化发展的要求的。

　　2．严复思想前后是一致的
　　这种一贯性大致可概括为两类：一种一致性可以概括为严复一生都是持中西融合论。林家有、赵立彬认为，成为严复思想内容的核心的三民思想正是他晚年政治观念的思想根据之一，是其救国方案的主要内容。从严复的三民思想的逻辑出发，他必定是反对革命的，对国民程度的认识让他认为中国连实行君主立宪都不够，只有借强人政治先稳定政局，这才是最重要的前提。李华兴，王宪明，林启彦，俞祖华也持此论。另一种一致性可以表述为严复晚期思想与早期相比并没有什么质的变化，始终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哈九增认为，在政治思想上仍坚持民主制表现之一的君主立宪制，(筹安会有上当之嫌，他的“君主”制也是作“众主”之意，且认为等国家富强了就可以过渡到民主政治)在文化上反对儒家文化一尊的文化专制主义，总而言之，严复依然可以称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