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不愧是当代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为了更好地促进我们党同所有其他政党发展友好关系，他提出意识形态的差异不应成为建立新型党际关系的障碍，对社会党和民族主义政党作了比较客观的分析，主张超越意识形态，求同存异，以处理与它们的关系。同时，邓小平将四项原则的适用范围从处理无产阶级政党之间的关系，扩展到处理同其他所有政党建立和发展关系，从而在理论上进一步解决如何与非无产阶级政党发展关系的问题，为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同非无产阶级政党的关系指明了方向，极大地拓展了我党的对外关系领域，对补充和丰富我国的总体外交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二)对我国国家关系实践的指导。邓小平不仅提出了正确处理党际关系的四项原则，而且根据新形势的要求，及时调整和充实我们党的对外政策。

　　1．邓小平提出“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的方针，解决了同一些共产党和工人党修复关系的问题。如前所述，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我们党同一些共产党、工人党之间关系紧张和恶化。2O世纪7O年代末8O年代初以来，邓小平从国家长远利益和有利于恢复和发展共产党、工人党之间正常关系的大局出发，对历史问题采取非常现实的态度。在与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团的会谈中，他主张不计前嫌、一切向前看。他指出的这一正确原则对解决党际关系的一些历史遗留问题起到了积极作用，使我们党不仅继续保持同一些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传统友谊和友好关系，还同一些政党消除了隔阂，恢复了同一些政党中断多年的党际关系交往。

　　2．在新时期，我们以邓小平的党际关系理论为指导，主动与世界各国不同性质的各类政党建立和发展友好关系，使我们党的交往范围不断扩大。继1978年同民族主义政党建立联系和1981年与社会党建立关系迈出新步伐以后，我们党既同共产党和工人党交往，又同社会党、民族主义政党交往；既同执政党交往，又同参政党和重要的在野党交往；既同社会主义国家政党交往，又同发达国家政党和第三世界国家政党交往。这就使我们的政党外交形成了以各种类型国家的执政党、参政党和其他重要政党为主要对象的全方位党际交往的新格局。

　　我们党取得这一成果是来之不易的。特别是在两极格局解体以后，许多国家政局动荡，各种政治力量重新分化组合，政党力量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局面，我们党能够区别不同的情况，把握时机，同各国、各类政党接触，建立了各种形式的关系。最突出的例证就是，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以后，处于激烈变动时期的这一地区各国，政党政治千变万化，我党恪守不干涉别党、别国内政的原则，尊重这些国家对本国发展道路的选择，及时同一些主要政党接触，本着求同存异的精神，谋求交往与合作，不因政党格局的变迁而影响国家关系的发展。

　　3．在新形势下，邓小平拓宽了党际交往的内容和形式。过去，我们党发展党际交流的内容主要局限于政治领域。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们党逐步建立了全方位、多元化、多形式和深层次的党际交往新格局。

　　首先，在党际交往中积极为经济建设服务。经济因素在国际关系中占据着愈来愈重要的地位，为适应这一趋势的要求，我党在政治交往中，注意引入经济因素，以经济合作促进政党联系，并通过政党所联系的经济实体，为国内有关经济部门和地区牵线搭桥，引进资金、技术和人才，为促进我国的对外开放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通过党际交往，我们注意了解各国、各党在精神文明和文化建设中好的经验，加以借鉴，为我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