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先秦孝道对推动社会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

　　儒家孝道最初始于家庭，是子女对父母的敬奉行为。到春秋战国后期，通过后来先秦儒家对其进行继承和发展，即对孝道进行了“内推”与“外衍”，从而扩大为兄弟姐妹、伯叔姑舅最后推及为广义的尊老爱幼的社会性道德，并在此基础上上升为忠君爱国的政治性伦理，从而构成了孝道的三个层次，即家庭性伦理、社会性伦理、政治性伦理。可见，孝道的外推与内衍在传统中国社会确实形成了一张伦理之网，使人们在处理各种家庭的、亲属的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时，有了比较确定的价值标准。正因为孝道有如此大的弹性和扩张力，它成为中国传统主流伦理学的核心范畴和人们伦理实践的首要准则就不足为怪了。孝作为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意识的核心范畴，在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它虽然没有直接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但是它还是以其推动家庭和睦和社会稳定的主要功能问接影响着社会的发展。因为稳定与发展是一种辩证统一的关系，只有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社会生产才能得以进行和发展。特别是在中国传统小农经济社会中，由于家庭宗族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组成单位，因而，和睦团结、共同协作的家庭关系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家和万事兴”，家族和睦不仅是农业生产的需要，也是社会稳定的必要基础。正是由于孝的这一伦理道德规范的存在，从而确保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发展历史总的趋势是追求统一、追求稳定，进而又促进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总之，儒家之孝虽然本是基于人类内心真情而对祖宗、父母的敬养、顺从、报恩的情感的义务，但由于中国传统社会所特有的历史发展道路，使这一来自血缘的真情与政治相结合，导致家国一体、家天下、家长制的社会结构，从而使孝这一家庭伦理道德规范服务于社会，成为传统社会稳定的伦理基础。

　　三、对先秦儒家孝道的当代反思

　　先秦儒家孝道在中国传统社会对于协调父子、君臣关系，稳定社会秩序，发展生产力，培养个人对家庭、社会、国家的责任心和义务感，有着某种程度的进步作用。但是，先秦儒家孝道作为历史的产物，不可避免地要打上时代的烙印。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随着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和社会的巨大进步，其内容、形式、功能也必然随之改变。

　　先秦儒家孝道总的来说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但不可否认，先秦儒家孝道作为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其中也不乏有与时代精神相违背的消极、落后甚至是丑恶之处：如《孝经》的作者认为“守其宗庙”、“守其祭祀”使祖先不断后人香火，乃是最大的行孝；不准晚辈在尊长面前表现自己的愤怒；父母鞭打子女，打得皮开肉绽也不能有怨言。这些都是统治阶级为维护宗长制的权威而规定出来的违背人性，极不合理的消极内容，是极不可取的，应给予批判。更有甚者，则是把“孝”绝对化，强调“顺亲为孝”，要求晚辈必须无条件“顺从”长辈，甚至以不惜牺牲晚辈的爱隋、理想和生命为代价，这显然是不足取的；对父母长辈的过错，子女不仅不能指出，而且要“驰其过”，即使父母长辈犯了杀人等危害社会的罪行，子女也不得告发，否则，当以“不孝”罪处死，这就掩盖了尖锐的社会矛盾与社会的黑暗面。这些阻碍与限制思想解放、社会进步与发展的东西，都是我们应该彻底抛弃的历史糟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