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直观；意象；整体；理解

　　论文摘要：“无可说即是说”，展现了中国哲学特有的三种思维向度：直观、意象和整体。它代表了中国哲学的精神所在，是中国人精神世界的文化底蕴。中国哲学思维向度有助于当今世界开辟一种新的哲学理解之路。

　　一

　　在中国哲学的传统中，言说和符号只是表达意义的桥梁，而不是人们的追求所在。人们是通过言说来把握对生存的理解和领悟，但是并不执著于文字和言说。因此，在通过读书和讲解来达到对先哲思想的把握的同时，“无可说即是说”也是人们实现对人生的体悟、获得生存智慧的一种重要方式。那么，什么是“无可说即是说”呢?

　　六祖惠能的“不立文字”和“直指人心”之说可以说是这一方式的范例之一。当年释迦牟尼在灵山法会上，以“拈花微笑”的方式，将“正法眼藏，涅般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传授给大弟子摩诃迦叶(参见《五灯会元》卷一)。惠能根据这一传经方式，确立了禅宗“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的思想。“不立文字”，是不执著于文字，抛弃对外在形式的执著而专注于见性成佛。“三世诸佛，十二部经，亦在人性中，本自具有”(《坛经》)，觉悟成佛可以“不假文字”(同上)。惠能认为经典是启发人们开悟的一种外缘，关键在于人的心悟。即使是读经，也不能被经文所转，而应是心转经文。据禅史记载，有僧名法达，初学问道：“若然者，但得解义，不劳诵经耶”?惠能答日：“经有何过，岂障汝念?只为迷悟在人，损益由汝。”然后，就为法达说了“心迷《法华》转，心悟转《法华》”的著名偈颂(参见《五灯会见》卷二)。惠能不是排斥经教，他只是强调应领宗得意，不执著文字，指出传经的方式不必拘于解字注经、传经颂道，提倡传经的方式应更贴近于人的感性存在：可以通过不说之说或是某种身体语言如“手足运奔”、“扬眉瞬目”和“棒喝”等来启发人们顿悟。从而，禅宗突破了佛教中僵化的哲学思维向度，实现了传道的创新。

　　实际上，惠能的“不立文字”和“直指人心”是一种直观的思维向度，是中国哲学的特有的思维向度。直观在儒释道三家中都得到了重视和发挥。例如庄子的“心斋”和“坐忘”。所谓“心斋”就是“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庄子·人间世》)，即排除一切思虑和欲望，保持心境的清静纯一。所谓“坐忘”就是“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庄子·大宗师》)，即忘却肉体与聪明，使心灵空寂，冥于大道。可见，直观是一种达到直接与道契合的精神状态。再如，宋代张载曾提出并比较了人的三种认识能力。第一种是“闻见”，指耳目等感官反映外界事物的感性认识能力。他说：“如只据己之闻见，所接几何，安能尽天下之物?”(《张子语录》)这是说人通过感官所接触的事物是有限的，不能穷尽天地万物。第二种是“穷理”，指思维概括总结事物及其规律的理性认识能力。他说：“以穷理为尽物，则亦是但据见上推类，却闻见安能尽物?”(同上)“穷理”所根据的仍然是“闻见”，然后在事物上“推类”，然而“闻见”本身就是狭隘的，这怎么能认识宇宙本体呢?第三种是“尽性”，指体悟宇宙本体的直观能力。他说：“大其心，则能体天下之物，……圣人尽性，不以见闻梏其心，其视天下无一物非我。”(同上)“尽性”就是“大其心”。是对天地万物的一种超越时空和超越主客的整体把握。这种直观也可以说是一种超越有限而达到无限，克服物我而实现融合，忘却短暂而追求永恒的意境。这也就是“反身而诚，乐莫大焉”的“孔颜之乐”，也就是“独与天地精神之往来”的情感愉悦，也就是圆融自足的般若之智。这种境界难以用语言表达，用老子的话来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中有信。”(《老子2l章》)这说明中国哲学自古以来就认识到人的感性和理性认识能力的有限性，从而开辟了不同于感性和理性认识能力的直观能力。然而这种直观能力在近现代遭到了科学实验方法的破坏性的冲击，人们否认了人文科学的独立性，用科学理性来主宰和判断一切，从而造成了人类精神家园的失落。自然科学注重的是因果关系和逻辑思维，它所追求的是在相同的条件下，如用相同的配料就会生产出相同结果，从而表现出一种客观的规律。而人的精神世界和情感世界不是用实验方法就可以重复生产的。历史不同于自然，不会出现相同的条件，更不会出现一模一样的人去重复一模一样的事件。只可以是类似，但不能完全等同。虽然精神世界有其不一致性，但是也反过来说明了它的丰富性和永不可完结性。所以，尽管有人责难中国哲学的直观思维，认为它有不确定性，不可证明性以及不可言说性。但是，直观思维仍然有它存在的必然，因为它和人对生存领悟的精神世界是相符的。它正是体现了人类的一种需要，即从飞逝即去的人生中超越自我到达智慧的彼岸和精神的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