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透过“无可说即是说”这一方式，人们可以发现直观思维是与意象思维紧密相连的。意象思维是中国哲学思维向度的叉一特点。意象是一个复合词，意是指意会、领悟或是直观；象是指象征或是象征物。象原出自《周易》：“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系辞上》)“是故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云；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系辞焉。所以告也。”(同上)这里把卦象分为“天生神物”(蓍占和龟卜)、“天地变化”、“天垂象”(星象)和“河图洛书”四种。这四种象是形而下的，它们象征地反映了天地万物及其法则。但是，《周易》又说：“圣人立象以尽意”(同上)。这里可以有两种解释。一种是圣人立象是为了完全把握“天意”或“神意”。因此这里的“意”就有了形上之道的意思。另一种是圣人立象是为了尽己意，即表达自己对宇宙的体悟。这里的意也许会与天意相符，也许会有偏差。但是不管哪种解释。圣人立象的目的都是帮助人们达到对宇宙的一种完全的直观或领悟。

　　意象思维在中国哲学中的体现主要是言意之辨。早在先秦，中国的先哲们就发现了语言的利与弊，并且一直在思考着如何处理好语言和理解的关系。先哲们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是言不尽意，象能尽意。以《周易》为例；“子日：‘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日：‘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志以尽神。”(同上)先哲们很早就发现文字不能充分记录和表达言语这一局限性，同时也发现了言语在表情达意方面的不足。这和当代西方语言哲学开辟的路径明显不同，与存在哲学也有很大的差异。例如海德格尔认为“语言是存在的家”，而诗又是语言的本质存在，因此人们可以通过对诗的理解来把握存在。而中国的先哲们由于认识到语言的局限性所以开辟了另外一种思维向度——“立象以尽意”，即意象思维。圣人立象为的是更充分地展示意，以便于人们更好地理解。由此可见，象是最好的尽意的桥梁，言又次之，书再次之。《周易》这种言意和意象关系促进了中国哲学的意象思维向度的深入发展。

　　另一种是言不尽意，意不尽道。庄子是这方面的突出代表。“可言可意，言而愈疏。”(《庄子·则阳》)在把握可言可意的东西时，言不如意。说得越多，疏漏也就越多，离真正的领悟就愈远。“所以论道，而非道也。”(《庄子·知北游》)因此，庄子说出了他那段非常著名的话：“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庄子．外物》)这是一种心灵之间的沟通，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不言则齐，齐与言不齐，言与齐不齐也，故日无言。言无言，终身言，未尝言；终身不言，未尝不言。”(《庄子·寓言》)这就是“无可说即是说”，是一种不说之说。不仅如此，庄子认为还有一种超乎意的东西。“世之所贵道者书也。书不过语，语有贵也。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庄子·天道》)语由意出，意由道出。从这里，可以看出意也不是要把握的终极所在。因为意也有它的局限性。“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论，意之所不能致者，不期精粗焉。”(《庄子·秋水》)言意所不能达到的是一种“不期精粗”的东西。显然，庄子深受老子“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思想的影响。以前或是同时代人的人认为意与道同，以为意可尽道，而庄子独辟溪径。提出了言不尽意，意不尽道的观点，这是否意味着庄子就不是意象思维了呢?恰恰相反，这是意象思维的另一表现。庄子提倡的是一种超越言意的更加澄明的直观和领悟，在这种直观中，没有任何可凭借的工具。因为直观的工具也有它们的局限性，反而会阻碍或是误导人们的直观。所以。庄子的意象思维是一种神来之笔，更加直接、透彻和爽朗，不夹杂一丝言意的尘埃，是一种直接“与天地齐一”的境界。

　　到了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导致了两汉经学的确立，逐渐形成了训诂考据，解字注经的学术传统，任何学术思想都要从经典中找到根据和评判的标准。在这种学术传统的影响下，一方面，形成了尊重历史、学风扎实的考据传统；另一方面．也出现了禁锢学术发展的唯圣、唯贤的弊端。作为对两汉经学的反叛，魏晋时期，重新又兴起了意象思维的言意之辨，代表人物是王弼和郭象。王弼首先明确了言象易三者的关系。“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意以象尽，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这里，王弼讲述了言和象的来源与作用．指出言象是寻意的桥梁和工具。“是故存言者，非得象者也。存象者，非得意者也。象生于意而存象焉。则所存者乃非其象也。言生于象而存言焉，则所存者乃非其言也。然则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忘言者乃得象者也。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所以，得意之后，可以忘象，明象之后，可以忘言。

　　如果说王弼重新开启了言意之辨和唤醒了人们洒脱通达的自由的学风，那么郭象则是更加深化了这种趋势。郭象直承庄子的：‘言不尽意，意不尽道”的观点，提出了“言意双遣”。“夫言、意者，有也；而所言所意者，无也。故求之于言意之表，而人乎无言无意之域，而后至焉。”(《庄子注·秋子》)郭象把言意辨深入到有无之辨，认为言和意是有；而言和意要表达的是无，是玄冥之境。可见，郭象改变了意的地位，从原来的形上本体降低为形下之器了。通过形下的言意来寻求形上的道体，是不大可能的。东晋张湛进一步发挥到：“穷理体极，故言、意兼忘。”(《列子·仲尼注》)可以看出．魏晋时期的言意之辨是中国意象思维的卓越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