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先秦儒家的忧患意识及其现代转化(2)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05

  周公认识到天命通过民众来实行,也就是说,统治者的成败是控制在民众手中的。这就改变了殷商乃至夏代将天命只与统治者挂钩的观念,@使天命脱离了统治者的完全掌控。同时,虽然天命外在于统治者,但是统治者也并非无可作为。因为天命唯德是辅,只要统治者能够修德,是能保住天命不失的。因此敬天保民、明德慎罚成为应对政治统治和社会治理忧患的主要手段。

  二、孔子对忧患意识的深化和转化

  孔子生活在春秋时代,这一时代的基本特点是“礼崩乐坏”价值体系和政治体制等社会各个方面在这个时代都在发生巨大变化。春秋时,自西周初建立的宗法制度遭到破坏,周天子逐渐失去了对诸侯的优势控制地位,贵族们则不再严格遵守周礼的规范,互相侵伐,导致“君不君,臣不臣”混乱局面的产生,甚至出现楚威王“问鼎”于周天子的情况。天子与诸侯间的关系如此诸侯与士大夫问的关系更不必说,孑L子所在的鲁国便是很好的例子:鲁国之政已不在其君主手中,而是被季氏等三大家族所操纵。孔子在鲁国不被重用,也与此有很大关系。社会的失范激发了孔子的忧患意识,但孑L子所忧患的不仅仅是社会的礼制秩序的问题,“人而不仁,如礼何?”(《论语·八佾》),他为“礼”找到了“仁”这个精神内核。从此,忧患意识的价值属性超越了它所具有的功能属性。也就是说,从忧患意识的功能来看,它既可以为“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政权服务,又可以为“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政权服务。但从价值属性来看,在孔子那里“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就是值得忧患的事。所谓“忧道不忧贫”,恰恰反映了孔子忧患意识的伦理性、道德性特点。

  孔子将解决忧患的重心放在“克己复礼”,振拔贵族的生命使之挺立起来。@克己复礼包括两个方面:克己是指遵从仁道,加强修身;复礼则要在政治上正名,正名的结果落实在现实中便是礼,因此,礼治可以包含正名在内。孔子应对忧患的手段可以用两个字概括,即“仁”与“礼”。仁道具有根本性和基础性,只有具备“仁”的精神,礼才能获得实质意义。礼治则具有从属性和手段性,它必待仁道而起,又是实现有序政治的重要手段。实现礼治的重心,首在正名。“正名者按盛周封建天下之制度,而调整君臣上下之权利与义务之谓。”⑨正名在孔子看来是政治的首要任务,《论语》“子路篇”记子路问为政何为先,子日:“必也正名乎?”因为“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颜渊篇”又记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之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些都说明正名在政治中的重要作用。而且孔子本身就是个严格遵守礼乐制度的典范,《论语》“乡党篇”记载T:FL子在朝之恭谨,“八佾篇”中孔子对季氏僭天子之礼、舞八佾于庭的行为斥之以“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不仅如此,孔子还删订六经,“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史记·太史公自序》),以为政治仪则,拨乱世以反之正。

  但孔子的忧患意识更多的表现在对仁道的阐发上。他一方面继承西周以来的天命观念,主张要敬畏天命,如主张君子有三畏,首在敬畏天命。另一方面,孔子更看重的则是强调君子要加强自身的修养。可以说,从孔子开始,中国的知识分子才达到自觉,道德主体才真正挺立起来。这可以从他对鬼神、礼仪的态度和对“仁”的强调中看出来。孔子虽然畏惧天命,但是对带有宗教神秘色彩的鬼神却是敬而远之。“子不语怪力乱神。”I《论语·述而》)“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日:‘吾不与祭,如不祭。”’(《论语·八佾》)可见孔子对于鬼神并没有什么宗教式的迷信。他虽然也参加祭祀,并且强调要亲自参加,实际是看重礼仪背后更重要的东西,那便是“仁”、“敬”、“明德”等所代表的虔诚之心。“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论语·学而》)通过礼仪这些外在形式化的东西来诱发和强化人的道德感。

  孔子认为,周文疲弊是因为当时周代的礼乐制度已经变得过于形式化,跟人的性情不相契合。或者更确切地说,周文本身并没有太大的问题,周公制礼作乐开创的是万世基业。但到了孔子时代,贵族的精神生命已开始下坠,不能与周文相契合,礼乐制度也变得失去了根本的意义,正所谓“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所以孔子主张“克己复礼”,要将已变成虚文的周礼注之以“仁”,回复“礼仪三百,威仪三千,莫非性情中出”的状态,使人的生命与外在的礼仪规范接续。只有这样,才能挽救贵族怠惰的生命,政治才有希望。为做到这一点,孔子特别重视教化的作用,他本身便主张有教无类,培养弟子三千。在教育弟子过程中,孔子特别强调“学”的作用。《论语》首篇便是将“学”,孔子本人虽不敢称圣,但对于自己的好学精神颇为自信,所谓“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论语·述而》)又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论语·公冶长》)盖为学能达到“不厌”、“不倦”的境地,本就与易经所言“自强不息”的精神相合,所以他又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述而》)通过将忧愁对象转化为对道义的追求,生命获得了依托,并进而得以升华。又孔子经常与弟子讨论“君子”之道,并与“小人”作别,要弟子为君子儒,莫作小人儒。孔子所探讨的君子固然没有明确的定义,要之,君子必然脱离私利计较,而对道德、道义有所担当。并且在政治中,君子对道义的担当甚至超过对君主的忠诚,当君主无道时,君子可以离开他,即“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论语·卫灵公》)。因此,孔子对仁道的提倡为政治和君主、士人设立了一个高远的终极目标,他希望在仁道的提撕之下,贵族生命得以挺立,政治能够步人正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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