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如此，更加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面对乱世，孔子固然充满忧患意识，对道义的担当充满了责任感，但是这并没有导致一种悲观情绪，或者仅仅局限于因意识到任重道远而生发出的严肃感。他已经超脱对个人祸福贫贱的忧虑和对道义能否大行于世的执著，并由道义所赋予的自信而达到“乐天知命”的境界。孔子讲“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并自称“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论语·述而》)所以当子贡问“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时，孑L子回答说：“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论语·学而》)也就是说，本来做到贫困之时不谄媚，富贵之时不骄奢，对于一个有忧患意识的人来说已经很不错了。但是孔子认为，这种境界虽然能够达到有所持守，但实际上内心仍未超脱贫富。相比之下，“贫而乐，富而好礼”则已做到心外无物，不再执著于贫富，而能够从内心做到价值沛然自足。所以孔子对生活很贫困的颜回很赞赏：“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孔子如此盛赞一个人，竞在一句话里连用两个“贤哉”，可见在孔子那里，“乐”实际已成为一种比忧患更高的境界。看似矛盾的“忧”与“乐”，在孔子身上达到了完美的统一，所“乐”者，“内省不疚，何忧何惧?”(《论语·颜渊》)，是孔子乐天知命，“知其不可而为之”的道德勇气和积极进取的文化精神。“乐”者，更多的是对个人命运的超越。所“忧”者，乃是“礼崩了坏”的一片惨象，世道人心的满目狼藉。孔子的“忧乐圆融”中闪烁着古代辩证法的光芒，是中国政治文化的独特景象。
三、孟子的忧患意识
孟子是战国时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在战国乱世，对政治最有影响力的道家、法家、墨家大多采取一种消极顺应时势或者功利的态度来建构自己的理论主张，他们的主张对于建功立业有一定的帮助，但是无助于世道人心的提升。孟子在诸子基于功利权衡或消极否定的一片嘈杂声中清音独起，“道性善，言必称尧舜”，以浩然之气贯彻儒家信念，定要以道德的理想主义来引导社会归诸正途。
尽管孟子也认为政治的关键在于统治阶层尤其是君王的振作，但是他的忧患意识并非像孑L子那样主要关注上层阶级，而是将视角转向政治的另一方，即“民”、天下的百姓。他提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论断：“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前面提到，在周公那里，已经意识到人民的力量在政治中的巨大作用，但是人民仍然只是作为政治的辅从而得到肯定的，直到孟子这里，民作为独立的政治主体的价值才得到真正的肯定，列于社稷和君主之前。可以说，孟子将民的地位提高到古代最高的地位，这正是孟子忧患意识的一大特色。
孔子在政治上主张君君臣臣，希望人们通过道德的自我约束，来践行社会的礼仪，正所谓“克己复礼”，但是他并没有解决一个问题，即如果统治阶层做不到这一点怎么办?实际上孑L子道之不行，正表明统治者的确没有做到这一点，所以天下大乱。孟子面对世道的衰微，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地思考，提出了民本主张。孟子认为，只有真正树立人民在政治上的独立地位，肯定人民在政治中的独立价值，才能在君、臣、民三者之间实现有效的制衡，达到政治的均衡。君和臣虽然统治人民，但是民心却是衡量君臣素质、为政得失的标准。君主不行仁政，暴虐无道，便是独夫民贼，人民可以诛杀之。臣下包括士人的进退，不能凭君王的喜恶，也不能靠左右亲近之人的言辞，必须看人民的意见如何，然后经过考察再决定(《孟子·梁惠王下》)。不仅在做政治决定的时候要考虑到人民的意见，即使在日常生活中，君主也要做到“与民同乐”。“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下》)他倡导君主本其仁心扩而充之以行仁政，仁政不是空洞的H号，而是要转化为切实的政治行动，这便是“养民”，要实行井田制等经济政策，使民衣食无忧。其具体的主张便是“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13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孟子·梁惠王上》)且不论井田制等在当时是否可行，“有恒产者有恒心”(《孟子·滕文公上》)，体现了孟子对人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的双重关怀。
为解决时代的痼弊和忧患，孟子不仅在政治上提出“民贵君轻”论，以解救政治上的被压迫者，而且在哲学上继承了孔子、曾子、子思一系的生命哲学，提出“性善论”主张，将周公以来经过孔子等人发展的道德主体彻底建立起来。孟子认为，面对忧患，人不必通过宗教的途径向外界寻求上帝、鬼神之类东西的帮助，而是转向“心之四端”的寻求和扩充。“天命之谓性。”(《中庸》)当人能在其自身找到行动的终极依据的时候，道德主体便彻底挺立起来，从而真正地能忧患、会忧患，真正地担当起责任来。唯有如此，一个人才会坦然而坚强地面对“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之前的忧患和考验，才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的大丈夫气概。在这里，与孔子“乐”之境界相比，孟子将忧患意识提升为“浩然之气”塞天地的境界，这一方面说明孟子所面对的时代忧患之深，同时也表明孟子忧患意识之强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