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女权主义 (postfeminism)
后女权主义作为一种特别的女权主义，缘起于１９６８年，法国政治与精神分析组织成立，作为女性解放运动的文化和智识的中心，创办了《女性周刊》。一次为契机，逐渐形成了与以往女权主义不同的理论形态，以及与美国女权运动不同的法国女权运动。他们同样认为女性与男性毫无差别，还强调女性各自都是独特的。安东妮特·弗克强调指出，这个运动有双重指向，其一是平等，其二是认同。这种与惊吓的身份认同必须理解为相对于他者的独特性而非同一性。
后女权主义是从精神分析的女权主义开始的,但又是对精神分析方法借鉴和批判后的超越。因此，与以往的女权主义理论倾向和女权运动不同的是，后女权主义认为，不是必须只靠破坏家庭结构和颠覆社会结构，达到改变女性缺席和非存在的黑洞状态，可以通过语言下的话语结构和女性文化创造来完成这场革命。他们通过弗骆伊德的和拉康的精神分析方法运用，通过认为精神对男女性属的取消等，批判了本质主义和二元论的错误。有对索绪尔的语言结构的能指－所指关系和现实间男女分离对立的差别，以及语言有效性和其潜在的差异规律，对精神分析语言结构进行批判。露丝·伊格瑞格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批判，用以赞美女性气质，采用女性写作“躯体描述”。她指出，精神分析并没有充分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即它的话语和其他的东西一样，也是有历史和文化决定的。精神分析是父权制的，是阳具中心主义的，而不能充分认识到母性的或女性的性欲所扮演的角色。一个瑞格对精神分析父亲认同和服从父权法律作为先决条件进行批判。同时，她对拉康的心理分析学派展开批判，在拉康看来，必须强调语言在决定潜意识结构中的作用，而阳具是将语言和欲望表明出来的优先能指。可是在拉康的镜像阶段，他把身体先验地看成男性的，女性身体则被贬为黑洞。一个瑞格反驳到，必须看到女性独特的东西需要一面向内看镜子——反射镜。而在男权表达中，女性并不存在。这种缺席依旧没有得到承认，是因为女性的差异并没有被象征化。伊格瑞格提出了一种文化的女性阅读，结构了父权制，并在后父权未来中到讯一种替代。他还设计了一种未来，即通过给与母性与父性同等地位而使性别差异得到承认。回到语言之前的前父权空间里去。
朱莉娅·克里斯蒂娃关注的中心是话语主体，他认为有一种女权主义是在积存的框架中寻求权力的，对于英语国家的女权主义或英美女权主义，是资产阶级的或自由主义的，这种女权主义变得歇斯底里——不是一个具有破坏性意义的术语，因为她们是被男权话语所俘获的，而男权话语将女性特征与缺失等同起来了。克里斯蒂娃担心，这样一来，女权主义将被男权主流话语所同化。他以自己的属于“符号态”与“象征态”的区分重新规范了拉康的想象和象征的区别，母性意义的符号态，作为对于父权象征的破坏创造力量而或者。尔象征态却与身份在父权制的社会秩序和指示性的法则中的形成联系在一起。她用柏拉图在《蒂迈欧尼》中的超若（ｃｈｏｒａ），这种存在于可命名形式之前的一种无法命名的、神奇的、子宫般的空间。母性超若先于意义并成为意义之可能的基础，但也是动摇其秩序的威胁力量。而那些恐惧和卑下的女性却能破坏无限。
女权主义文化理论家广泛地使用罗兰·巴特的方法，分析通俗文化中对女性的歧视的暗示。注重话语分析和话语主体的法国后女权主义，认为比一定已通过改变家庭和劳动关系中的社会结构来动摇父权至的根基，并以之为一个目标。后女权主义则是企图通过颠覆男性主流话语结构，实现动摇父权制的根基的目的。（《后女权主义》第２－５、５４－６６页，文化艺术出版社２００３年）
赛博女权主义
赛博的女权主义(cyberfeminism)积极认同且赞扬后现代数字化信息革命\人工智能和远程控制,它存在于后女权主义的具体技术化中。赛博（cyber）是一个柯自我调试的普遍理论和控制系统，是一种控制系统的科学，从这种系统理论中，得到了“赛博空间”（cyberspace），即在因特网上全球性的互动空间。赛博格（cyberg）是通过化学药品、仿生修复和神经系统一致而得到加强的人类主体。但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意识史教授丹娜·哈瑞卫于1991年发表了《赛博格声明》，这是一份女权主义的关于西方世界后现代生活的先进的技术境遇的分析。哈瑞卫运用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和女权主义方法论来分析种族、性别和阶级话语怎样被技术的进步改变的。赛博格自我是哈瑞卫把赛博格作为女性贴切的后现代隐喻。赛博格打破了传统人文主义的限制：人与动物、人与机器、有形的和无形的等，它是“父权制、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私生子。”因为“文化话语”自身和女性没有参与并且学会控制这些技术。她认为，赛博格是一种拆分又重组的存在，是一种后现代的聚合性而有个人化的自我，是女权主义者现在必须学会破译的自我。
萨迪·普兰特则试图利用赛博病毒来颠覆父权制叙事。作为一名技术理论家，她宣称父权之中的机器是女性的，因为她们是无法预料的，并由男性们操作的，他们没有能动的作用，没有自主性和自觉意识。男性将技术作为其发展至高控制权的途径。“只有一个类属，那边是男性：人类。没有其他任何成为人类的东西了，女性只是一个存在而已”。 然而，赛博病毒的作用不可忽视，其非线性的超文本，能够打乱父权制文本的叙事方式。超文本是电子文本，它允许读者在信息中无序地穿梭，现在它是世界宽带网的核心新技术。普兰特指出，数字化和传统的女性编制艺术相似，她认为现在技术已经极易“受到赛博女权主义的侵染”了。
女权主义的赛博朋克是另一种对赛博科技运用的方式。“赛博朋克”是评论描述威廉·吉普森的科幻小说中影响力巨大的《神经控制者》的一个术语，这是一个折衷主义的混合体，在本质上却对技术闯入人类生活持欢迎态度的。一个妄想矿的及早兰的未来降临了，没有任何的进步或人道主义的余地。不是政府而是由全球化公司操纵大权，黑客是无政府状态的革命者。赛博朋柯女权主义作家，如凯西·阿克便歌颂了一个虚拟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脱离现实的主体将性别定位看作是可任意选择的。（《后女权主义》第138-141页，文化艺术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
有人认为，后女权主义的特征还有——即和20世纪60、70年代的根本差异在它的跨学科性和政治倾向的温和性，此等见解是很正确的。所谓跨学科性，正如朱丽·汤普森·克莱恩在《跨学科：历史、理论和方法》中指出："在本世纪，跨学科被定义成一种方法论，是一个概念，是一个过程，是一种思考方式，是一种哲学，以及是一种反思的意识形态……在通常情况下，我用跨学科一体化互换等形容词来表达融合不同观点的设想或渴望。后女权主义主张通过教育来普及和提高女性的社会性别意识，增强女性的社会性别觉悟，来循序渐进地提高女性的社会地位。女全主义学者认为社会性别意识不等于社会性别觉悟。它们二者之间有一个过程。女性具有社会性别意识只是有了一种社会性别的敏感性。如果女性再能具备社会性别觉悟，她们便可以在自己的计划中有一种挑战传统的两性结构的战略影响，对社会不平等的社会性别机制才能进行有效地干预。因此上说，争取女性的解放，追求女性的自我疆界，但所采取的策略不同。前者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变革，主张激烈变革，通过颠覆和消解男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后者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改革，通过提高全体女性的社会性别意识和觉悟来实现自己的目标。
男女平等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