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人们关注法国思想家拉康的反对和解构菲勒斯中心主义/男性权力统治中心的理论，张扬平等、自由、博爱；公正、正义、和平等精神；在全球化条件下建立男女平等合作的文化共同体，以性别、种族、阶级的联合斗争；力争聚合起全人类崭新的正义力量。女性要获得彻底解放,就必须打碎已经存在几千年的父权制社会。后现代女权主义在批判和颠覆父权制的目标中,努力解决现代社会中的性别不平等和人类目前所面临的各种危机的过程中提出了一种理想社会模式,即后父权制社会，或已经消除了父权制的男女平等合作的社会。男女平等合作/雌雄共体的社会或后父权制或父权制之后的社会强调内在联系和重视超越对立的差异、推进文化多元化，倡导人类与自然的统一性，是一种平等、无暴力、文化多样性、合作、无等级的理想社会。
其一，颠覆父权制含义而有各种不同的解释。女权主义者克里丝?威登认为,传统的两性既定关系和父权制的家庭是父权社会存在的基础,这种父权制从根本上把女性排除在政治、经济权力系统之外,女性在被剥夺了对资源的所有控制权之后，她们成为一无所有的和非存在的人,女性只有依附于男性才能生存与发展,于是,女性成为从属于男性的被动的第二性别。美国女权主义经济学家海蒂?哈特曼则认为,父权制是男性之间用来统治女性的一套完整的社会关系系统,以在男性之中建立或创立相互依赖及团结一致的物质基础,尽管它是等级制的,这一物质基础存在于男性对女性劳动权力的控制上,这种控制表现在，限制女性的经济资源和女性对其性生活及生育权的无权状态。女权主义者米利特则认为,女性受压迫的核心根源是父权制,父权制的男女关系是一切权力关系的规范。父权制确保男性对女性实行统治的各种制度及相应的价值观念。
其二，消除冲突、权力和压迫,尊重事物的多样性、差异性,重视和平和建设,崇尚性别合作协调的社会制度模式。这是对父权制的一种辨证的双重否定。后父权制蕴含着一种批判：即对现代性或父权制恶劣的消极特性的批判,明确地包含了一种我们与其说是想去取而代之，不如说只是不想去再生产的东西。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对新的事物、新的天空和大地的渴望,渴望一种真正不同的、全新的、而不是原样的东西。后父权制在认识论上采取多元论的立场,充分肯定事物多样性、差异性的重要性。它强调既不存在任何单一的、永久的、普遍的、独立于主体、历史和社会情境的客观真理,知识不再是客观的、永恒的和普遍的,而是由权力决定的话语决定的;也不存在稳定可靠的、不涉及个人利益和情感的、超越历史的中立的知识主体。
其三，更关心广泛的平等，——每一社会之内的平等与社会之间的平等。主张必须改变现代社会基于权力的关系和等级结构，以便走向以相互尊重为基础的伦理观；必须整合虚假的二元对立,改变在我们对现实的理解中基于思想对行动、精神对自然、艺术对科学、经验对知识的极化,而把我们与其它、人类与自然分开的状况;坚持过程和目的具有同样的重要性,坚持在一定的关系和环境中考虑我们的权利、义务和原则,克服赤裸裸的个人主义,因为我们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历史和社会环境，依赖于我们处在其中的社会关系和自然关系。
四
随着文化政治学的探究，后殖民主义与女权主义的关系更加紧密起来。后殖民主义诸种理论主要研究殖民时期之后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文化话语权力的关系，以及有关种族主义、女权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方法，揭露文化帝国主义对第三世界文化霸权的实质。虽然后殖民主义与女权主义之间相联系又相冲突，人们看到，后殖民主义的解放和女权主义解放之间的一致性是显而易见的：这两种文化理论都关注对于在统治结构中被边缘化的“他者”的研究，自觉维护他们的利益；都以颠覆性别的、文化的、种族的等级秩序为己任，并利用后结构主义来否定男权主义与殖民主义的共同基础──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重要的问题是应该怎样评价第三世界女性解放？怎样看待文化帝国主义与女权主义的关系？怎样认识殖民主义者利用女权主义的标准支持自己的\文明化使命？
在西方女权主义发展取得了进步的时候，研究发现，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第三世界女性在自由主义的女权主义话语中缺席。即在那些庆贺西方女性主体的出场的文献中，第三世界女性是明显缺席的。有些持女权主义立场的后殖民主义者认为：仅仅关注种族政治必然忽视女性在帝国主义状况下的“双重殖民化”（种族的和性别的）境遇。这种理论假设：第三世界的女性是本土的与外来的父权制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双重牺牲品。在女权主义者看来，第三世界反殖民的民族主义同样存在严重的性别歧视，而后殖民主义理论在这方面则表现出严重的理论盲视。
莫汉蒂在《在西方的眼睛之下：女权主义学术与殖民话语》中指出：“第三世界女性”范畴是殖民主义性质的。首先是种族还原主义的，即无视在第三世界女性之间存在大量物质的与历史的差异；其次通过把第三世界女性当作与第一世界女性相对的“他者”，来巩固西方女权主义者的自我身份。这样，西方的女权主义者实际上生产出了一种双重殖民化的叙述，以便把第三世界女性政治上的“不成熟”与第一世界女性的“成熟”相比较。把第三世界女性再现为贫苦的、没有受过教育的、束缚在传统中的、以家庭为中心的，这正好可以反衬出西方女性是富有的、有教养的、现代的、自我决定的，她们能够控制自己的性与身体。
从这个视角看中国女权主义的现状和发展前景，一是需要学习和借鉴西方女权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成果，需要看到理论和实践的不足指出，和建立合理的中国女权主义的立足点；二是需要建构适合中国社会发展的女权主义理论和实践；更重要的是需要创建女性文化，从女权主义理论揭示的问题（男性/女性（male/female）、积极／消极（active/nassive）、思想／身体（mind/body）、主体／客体(subject/object)、理性／感性（rational/irrational）、在场／缺席(presence/absence)、自己人／他者(self/other)）言说/写作（speak/wright）等扩展开来，反对父权制强权和文化帝国主义的文化霸权，形成反抗与斗争/建构/发展的方略和实践方向。无庸讳言，中国女权主义的当代发展还停留在起步阶段上，其标志之一就是，人们对女权主义的概念和理论的学术研究还很不了解，甚至还当作洪水猛兽一般，而女性自身的认知、觉悟和自觉性还很不足。原因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负面效应之一，使得中国女性地位的急剧下降和社会平等意识的极端倒退，在封建主义大张旗鼓回潮的同时，出现了现代性的恶果之一：男性统治强权和暴力。急需思想启蒙和尽快地发展。
当然，斯皮瓦克的文化政治学分析了著名女权主义者克里斯蒂娃《论中国女性》，中国女性渴求期盼着法国女权主义者的演说，却在处于被观察地位的中国女性的沉默与处于观察地位的女权主义者的话语霸权之间存在严重的鸿沟。她们说，我们从来听不到中国女性的声音。斯皮瓦克说：“面对这些沉默的女性，她的问题与其说与她们相关，不如说与她自己的身份相关。”斯皮瓦克的质疑在于，第一世界的女权主义者有“认识论暴力”，这种暴力使她们自己成为权威性的认识主体，而中国的女性则成了被动的、被剥夺了话语权的认识对象。斯皮瓦克深刻地指出：这些女权主义批评家对西方的或资本主义的“他者”（第三世界女性）的旨趣好像有自我中心之嫌。
面对这样的讨论，中国女性不能在沉默下去了！中国女权主义须迅速崛起，中国女性需要参与女权主义的话语实践，成长为话语主体，获得对话的机会，争得女权主义的自由
